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加盟之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坚定的革命党人。事实上，他们在政治理念上与革命党人的区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轻易消失。他们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赞成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予以赞助和支持，除了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在一定限度内合乎他们的政治理念外，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他们觉得如果不和革命党人进行合作，那么中国的命运就有可能发生重大转折，有可能葬送在那批立宪派的手里。他们指出：“今有一说，为敌革命而欲杀其势者，预备立宪也。嗤嗤者希望之，嚣嚣者赞成之。若曰中国将立宪矣，不数年则国荣民富，能列于列强，雄视宇内。其希望固大。今不问其能达其希望与否，即使其能也，荣则荣矣，非民荣也，皇帝及少数官吏将弁之荣也；富则富矣，非民富也，皇室及少数资本家之富也。民权不能伸，民困不能苏。”基于此种考虑，《新世纪》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将立宪派作为反对的主要目标，而引革命党人为同道。
超越共和与民主
当辛亥革命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后，《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差不多都翩然回国，有的甚至俨然以革命功臣自居。无政府主义的后起领袖刘师复曾不无惋惜地写道：“张继与吴稚晖皆中国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先进，前数年在《新世纪》操笔政时，持论至激烈。（辛亥革命后，）乃张继既作议员，吴稚晖亦周旋于国民党间。既与政治日益接近，即无异与社会党、无政府党日渐疏离。及讨袁事起，其原因本由于政治之竞争原为社会主义所不取。而张氏既竭力主持，吴氏亦日日著论鼓吹。以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人，提倡有政府之战斗，尤足骇人听闻。记者于此，不禁为无政府主义痛苦。”然而不管怎么说，无政府主义在辛亥革命之后确曾一度烟消云散。
烟消云散当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当然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铲除无政府主义得以滋生的基础和条件。一旦这些基础和条件得以恢复正常，业已烟消云散的无政府主义便又重新聚拢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思潮。武昌起义之后不久，南方各省次第独立，避居上海的江亢虎一方面宣布“赞成共和”，一方面又攻击革命党人“多事以自扰”。11月5日，他宣布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并公布由他手定的党纲八条，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就表面观之，颇类社会民主党之主张。惟江氏宣言非政党，且不运动选举，而对于资本制度之解决，则只主张遗产归公，而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又批评共产集权以为均不可行，而仍赞成自由竞争，此则世界社会民主党为尤下者也。尤异者，江氏尝自称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然忽又批评无政府以为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又谓无政府党采用强权，其矛盾而可笑于此可见矣”。江亢虎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主张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在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江亢虎的无政府主义未免过于浅薄和矛盾。
辛亥革命之后比较典型、比较正宗的无政府主义当推刘师复以及他的“师复主义”。师复不仅对无政府主义具有真诚的信仰，而且对其理论具有深刻的研究，提出比较成型的思想体系。据他自己说，他的无政府主义上承《新世纪》，而由他创办的晦鸣学舍则是《新世纪》无政府主义的正宗嫡传。如果从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师复主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遗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对共和民主理论的超越，不管这种超越是否成为事实，师复主义从其成立的主观目的上确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