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发展演变的实际过程看，刘师培改宗无政府主义之后的主张更激进，他没有因为与革命党人的分裂而袒护清政府，其思想主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革命党人关于革命成功之后社会模式设计的不满。他在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他在分析了中西社会的文化背景之后说：“故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亦当以中国为最先。若排满主义虽与无政府不同，然今之政府既为满人所组织，而满汉之间又极不平等，则吾人之排满，即系排帝王，即系颠覆政府，即系排特权，正与无政府主义之行事相合。惟无政府主义优于排满者，亦有三端：仅言民族主义，则必贵己族而贱他族，易流为民族帝国主义。若言无政府，则今日之排满，在于排满人之特权，而不在于伸汉族之特权，其善一也。仅言民族革命，则革命之后，仍有欲得特权之希望，则革命亦出于私。若言无政府，则革命以后，无丝毫权利之可图，于此而犹思革命，则革命出于真诚，其善二也。今之言排满革命者，仅系学生及会党，倘成功由于少数之民，则享幸福者，亦为少数之民；若言无政府，必以劳动组合为权舆，使全国之农工，悉具抗力，则革命出于多数人民，而革命以后，亦必多数人民均享幸福，其善三也。大约仅言无政府，则种族革命该于其中；仅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吾辈所由以无政府为目的也。”刘师培之所以改宗无政府主义，其真实心迹在于超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一般主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基于自己的深沉考虑而故意与革命党人立异。
革命成功之后不应该借机建立强有力的干涉型政府，这一论点本身便意味着刘师培在最现实的考虑上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只是他们通过对各种政权形式的本质分析，认定任何政权形式都只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都只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共和、专制，其名虽异，而人民受害则同”。故而过分张扬政府的有害性，强调政府是万恶之源。
和刘师培的情况不同，巴黎《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不是先和同盟会合作，继而分裂。恰恰相反，他们先是独自发展，继而谋求与同盟会的合作，并且《新世纪》中的许多重要人物最终走上与孙中山共同的道路，无政府主义终于变成了“有政府主义者”。
《新世纪》派不反对孙中山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政治设计，而在相当程度上认同这种设计，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以革命党人的同道者自居。他们反复强调，他们所提倡和力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要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故意立异，二者之间既有差别性，更有其共通性，只是在终极目标上稍有不同而已。“夫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非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背驰也，不过稍有异同耳。社会主义有民族主义之作用则为同，而无民族主义之自私则为异；有民权主义之效能则为同，而无民权主义之自利则为异。概社会主义者，求世界人类自由平等幸福，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求一国一种族少数人之自由平等幸福也。归纳之有大小，犹行程之有远近，初非背驰者，实任人之自择其主义何如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