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开启者，也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他既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的著名学者，又充满西洋学人的精神，对西方近代教育现状有很重要的感悟，尤其是古希腊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西洋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传统适成强烈对照。
当时的北京大学，已经死气沉沉，腐败不堪。蔡元培就任后，提出以抱定宗旨、砥砺学行、敬爱师友作为整顿治理北大的要求，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升官发财的培训基地。
经过蔡元培的整顿，特别是请来在中国思想界享有盛誉的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各方面人才、各类人物，都能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原则下进入北大。各种各样思想流派的自由竞争，终于激活了北大的创造力，北大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
就师资而言，蔡元培先后聘请了大量新派人物，如稍后宣讲马克思主义最热烈的李大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高足胡适，以及鲁迅、陶孟和、顾孟余、钱玄同、高一涵等，对于旧派学人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蔡元培也真诚邀请，在北大讲堂给他们留有一席之地，使他们发表已见，为传统旧学的传承保留读书种子，从而使新旧两派在北大学术自由的天地里各行其是。
邀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教育总长范源廉，而在此届内阁中，司法总长张耀曾则是梁漱溟的表舅，而梁漱溟也被张耀曾从家里拉出来，引为司法部秘书。所以，当蔡元培抵北京后，梁漱溟经教育总长范源廉介绍，前往官菜园上街蔡元培的寓所拜访。
蔡元培对梁漱溟的来访欣然欢迎，表示他此番北上途经上海时，就曾在《东方杂志》上看过梁的《究元决疑论》，并感觉非常好。蔡元培表示，因他自己平素爱好哲学，也希望此次到北大着重办好哲学系，希望能够利用此番机会将爱好哲学的朋友聚合起来，共同讲习，因此希望梁漱溟能够到北大担任印度哲学讲席。
梁漱溟此番拜谒似乎并没有要到北大任教职的意思，遂辞谢，并表示听说欧洲、日本之谈印度哲学者，均指印度六派哲学如数论、胜论等派而言，佛学不在其内，我所好者独佛法耳，其他学派非所夙习，不胜此任。所以，即便想来北大教书，估计也很难胜任。很显然，没有留洋经历，甚至没有正经大学学历的梁漱溟真正的担心还是能否胜任印度哲学这门课。
蔡元培毕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了不起的大教育家，他针对梁漱溟的疑虑而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或许你固然不甚精通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似乎也没有发现别的人比你更强。
梁漱溟答曰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也没有找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也爱好哲学吗？我自己也酷爱哲学，还有其他不少爱好哲学的朋友。我这次回国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不甚了解的朋友都聚拢到一块来，彼此磋商，并同研究，为办好哲学系及其他各系而尽力。你是其中的一个，不可以不来。你也不必担心挑不起这副担子，你可以不要当作教师来教人，就当是来研究来学习好了。
蔡元培这一番诚恳谈话和弘论，尤其是他开宗明义地挑明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没有“真能教”的，毕竟有能凑合的，有发自内心爱好的，尤其是只要爱好，便不怕教不好，共同研究就是了。这自然说得梁漱溟心服口服，深受鼓舞。蔡元培旋同文科学长陈独秀邀梁漱溟相会于北大二院校长室，正式聘请梁为北大哲学系讲师。
梁漱溟接受聘书后，并不能立即到北大任教。当时南北统一内阁刚刚组建，代表西南政治势力的张耀曾事情特别多，南北往来机密函电无日不有，身为司法部机要秘书的梁漱溟常常要忙到深夜，他既于印度佛教哲学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这如何可能？梁漱溟征得蔡元培同意，暂缓到北大任教，其印度佛教课程由梁推荐许丹暂代。
1916年梁漱溟与同任司法部秘书的沈钧儒（左）合影
许丹字季上，浙江钱塘人，为名门之后。生于1891年，较梁漱溟年长两岁，复旦公学第一届第一名毕业，旋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两人交往甚密，鲁迅1914年出资刊印《百喻经》，实由许丹居中促成。许丹在复旦公学所学为哲学，且其早年追随杨仁山习佛经，后又依天台宗大师谛闲为弟子，精通英、法、德、日等语文，兼习梵文，对佛教哲学、东西方哲学乃至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有相当精深的研究。所以，他代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佛教哲学，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