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党羽也非常看重黄远生的那枝笔，他们开给黄的条件是以优厚待遇聘请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其真实目的当然是希望黄远生撰写一篇赞同帝制的文章。
黄远生是现代中国新闻界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他当然不会接受袁世凯政府的讹诈，不会接受违背职业道德的交换，他在不得已拼凑了一篇不成样子的文章聊以塞责后，为了彻底逃避，则远走美国，希望躲过一时是一时，待时局好转之后再说。
临行前，黄远生为了洗刷他先前不得已而命笔拼凑文章迎合帝制的劣迹，在上海各报具名发表《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与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彻底决绝。在办完这些事情后，黄远生于1915年冬自上海放洋远渡。
在漫长的航海旅行中，面对浩瀚无边、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为了自己的心灵安宁，黄远生在船上写了一篇非常沉痛的《忏悔录》，将袁世凯党羽逼其赞同帝制的真相以及自己的反省都如实记录了下来。在这篇《忏悔录》中，他并没有过多地将责任推给别人或社会，而是从自己的灵魂深处探究中国知识分子何以每遇政治高压则必然堕落或逃避的原因。这篇《忏悔录》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难得的重要文献，可惜的是，黄远生的忏悔并没有换来人们的同情、原谅和释怀，当他刚刚踏上美国土地时，就于1915年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派员枪杀。
黄远生的死是当时中国一个不亚于导致第二次革命的“宋教仁血案”，这个惨痛事件给中国人以极大震动和警醒，特别是黄远生那字字血泪的《忏悔录》，使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了解黄远生人格、品质的人如梁漱溟等深以为痛，尤感悲伤。
在黄远生惨案刺激下，正在一心向佛的梁漱溟更感人生无常，对世间悲苦更多了一层了解，对于先前的所谓维新思想、革命理想、社会主义等，更觉得不值崇信，现实无奈与人生虚幻充塞胸中。郁闷而无法化解的梁漱溟肯定发生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他两度自杀，寻求解脱，然而两次都没有成功。
黄远生惨案的刺激、两度自杀的生命体验，使梁漱溟对正在崇信的佛教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他写了那篇影响很大的《究元决疑论》，以佛法解释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以为死本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任何一个生命都无法逃脱的自然选择。他并不认为科学的进步可以完全征服自然。宇宙不是一个东西，而是许多事情，不是恒在而是相续，是无常。今日人类之老死病可因科学进步而发生变化，至少能够设法延长生命，但无论如何，科学无法阻止生命个体从幼小走上成熟，从成熟走上衰亡。
基于这种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苦乐、贫富，似乎都没有多大意义，这些东西并不是东西，而只是人们的一种感觉。苦乐、贫富，与其着重在外境，不如着重在人们的主观感受可能更接近于真实。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其实就是说欲望层出不穷，逐步推高。穷人慕千金之家以为乐，而不知千金之家且慕万金之家；万元户梦想成为百万富翁，而百万富翁梦想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故说千金之家为乐亦非，说千金之家为苦亦非，千金之家、万金之家，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自始至终与苦乐之情、贫富之境根本没有多大关系。财富在富人的眼里只是数字，与苦乐等精神层面的感觉已脱离了联系。
财富的增加既然并不能增加人们的生命乐趣，相反，财富的单边增加更多时候带给人们的是无穷的忧虑，有钱人从来都比无产者心理负担更重，至少在现代社会中，有钱人的财富如果不能增值，那么必然贬值，必然缩水，由此而带来的焦虑可能是无产者根本无法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