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济的纵容默许下，梁漱溟向佛的意志更强，他常去琉璃厂文明书局、有正书局，翻阅、购买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的佛经及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久而久之，对晦涩难懂的佛教典籍有了较强的自学能力，整日里所思所想，除了一心礼佛，一心成佛外，似乎别无他事，整个生命兴趣，也只有“佛”这一个字而已。
一心渴望成佛的梁漱溟过着在家修行的生活，闲来无事，梁漱溟也有意识地补充早先的知识缺陷，对先前没有仔细阅读或者根本没有阅读过的中国古典下了一番苦功。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梁漱溟附带编了一本《晚周汉魏文抄》，选了一些周秦汉魏时期比较能够发挥思想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并不是非常难懂，只是文字比较典雅，比较讲究，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思想性。
编撰选本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常见的工作，许多学者都做过这项工作，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这些选本的影响。各种选本影响大小，主要取决于选家的眼光及其学术地位，而像梁漱溟这样尚没有什么学术地位的人，如欲编选这样的本子，一般地说总要请名家撰写序言或给予其他形式的提携、帮助。梁漱溟的这个选本编辑完成后，也就没能免俗地请著名记者黄远生撰写了一篇序言。
黄远生（1885—1915），原名基，字远庸，江西九江人。1903年高中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进士，那一年，他还不到二十岁。1904年，黄远生东渡日本，入中央大学习法律。1909年回国，历任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公务之余，黄远生热衷于撰述，经常为京沪等地报刊撰写国际时事方面的评论与报道。后在出洋大臣李盛铎的启发建议下，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退出仕途，转投新闻界，与蓝公武、张君励等于1912年创办《少年中国周刊》。
《少年中国周刊》只是黄远生记者生涯的开始，此后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等特约记者，北京《亚细亚报》撰述，同时还为《东方杂志》、《论衡》和《国民公报》等杂志撰稿。
就新闻舆论的影响力而言，黄远生无疑是民国初年中国舆论界的佼佼者。他交游广泛，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艺人学者，三教九流，无不结交，所以黄远生消息灵通，新闻来源广泛，加之他功力深厚，其政论纵横捭阖，深入浅出，剖微显著，发人深省，震动一时；其文笔流利畅达、幽默敏锐，引人入胜；其“远生通讯”成为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政治生活中的一道大餐，影响巨大。
而且，黄远生特别能吃苦，以能想、能走、能听、能写的“四能本领”驰名新闻界，与刘少少、丁佛言一起被誉为民国初年中国新闻界“三杰”。
就年龄而论，黄远生仅比梁漱溟大八岁，但在影响力上显然是梁漱溟的前辈，明显具有两代人的差异。只是由于同在新闻界供职，两人似乎早已熟悉，所以当梁漱溟将编定的《晚周汉魏文抄》送给黄远生，请其便中作序时，黄远生出于提携后进的关爱，欣然命笔。
梁漱溟的《晚周汉魏文抄自序》落款于1915年9月，据说这本书于当月交给商务印书馆，但因商谈发行条件未果而作罢，商务印书馆在支付了五十元费用后不了了之。
当此时，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正炽，美国宪政专家古德诺、日本宪法专家有贺长雄等都应袁世凯幕僚邀请，就中国是否恢复帝制问题发表肯定性的文章。袁世凯的幕僚们不仅广泛网罗外国专家制造舆论，对于国内学术界、文化界的一些名流，也竭尽拉拢之能事，梁启超、黄远生等都在拉拢之列。梁启超没有接受袁世凯或者说是其幕僚们的建议撰写支持文章，但为了逃避可能发生的危险，还是举家南迁，远离政治漩涡，然后寻找机会表达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