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漱溟看来，当时社会层面普遍关注的四个方案都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因为这四个方案都没有认清题目，没有认清中国问题的本质是军阀拥兵自重、拥兵割据。所以解决之道只有一个，那就是成立“国民息兵会”，以“非战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途径。
梁漱溟指出，主战论是当时中国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的关键，不仅破坏统一，破坏法律，而且戕害百姓，扰乱地方。这一点是由于中国的兵源制度所决定的。中国军队招募来的兵员本为莠民，成军之后又鲜有训练和严格纪律，即便在京师这样的地方，一旦士兵滋事，警察犹不能禁止；何况那些以征讨为名，进攻他乡，则将为所欲为视为理所当然。平居无事，犹惧其哗变焚掠，况在战争状态下不更任其饱噬，任其为所欲为？进入民国以来的历次战乱已充分说明这一点，历次战乱的最大受害者就是百姓，就是天下苍生。
战乱的直接受害者除了百姓，还有那些可怜的士兵。梁漱溟根据自己此次与王汝贤、范国璋溃兵一道北归的经验和调查，以为战争对这些农民出身的士兵来说更为悲惨，战争期间的冻饿、战死、受伤等，姑且不说，而战争结束时的遣散，使这些内地农民两手空空，无装服械饷，无遣散经费，只能转死沟壑，或流为土匪。这显然不是士兵们的责任，而是战争主导者发动者的罪恶。
战争的直接损失还可计算，而战争的间接损失则无法统计。大致是，战争一起，百业荒废，教育停滞，市场动**，物价飞涨，市面恐慌，投资收缩，失业扩大。反过来说，梁漱溟认为，只要不战，就可以保留元气，就可以使社会元气增多。元气不伤，则社会上自然之生息无限，原不尽待良政府之举措。况无论如何，犹必有多少之兴举乎？现在的政府在社会救济、经济建设等方面无所作为，不是他们不愿意作为，而是他们的精力基本上都用于战争的准备和筹划上了。所以，诚得不战，就是兴举之基。舍今日无政治之状态，即可入于有政治之状态。凭着当政者段祺瑞、梁任公诸公的智慧与能力，梁漱溟认为只要解决了战与不战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与秩序重建，就不是问题。
这就是梁漱溟的“非战主义”。
根据这个“非战主义”，梁漱溟提出“国民息兵会”的组织及进行方法：
一、“国民息兵会”的组成侧重于商民，最好即以各地商会、教育会为机关。
二、“国民息兵会”揭简单的“非战”二字以广结同情，取斩截之“息兵”二字为进行的标的。
三、“国民息兵会”的进行方式，一面传播“非战主义”，发布论文及白话小册子等，一面要求各方面罢兵，永不许战争见于国内。
四、“国民息兵会”以做到“息兵”为止，其余政治上的问题一概不去过问。
很显然，梁漱溟的这个构想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是赤手空拳的秀才与拥兵自重的军阀讲道理。直到后来，梁漱溟始终不明白毛泽东所揭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始终不明白“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潜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