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局面又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动，先是府院之争，继则张勋借机复辟，然后是段祺瑞马厂誓师，再造共和，政府改组，张耀曾下野，梁漱溟亦随之去职。
去职之后的梁漱溟因家事南游入湘。已经有几年没有离开京城的梁漱溟这一趟可真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对于中国老百姓的痛苦和对中国新老军阀的痛恨，都有了新的认识。
大约在宣统年间，中国的政治危机就已经显现，只是清廷统治者不愿面对现实，对于天下骚然、此伏彼起的群体性事件，不是从内部检讨自身问题，而往往避重就轻，总是以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被少数“坏人”所煽动而搪塞，结果闹到最后，连统治者自己都相信，并不是人民抛弃他，而是革命党人的造反。
人祸又总是与天灾相伴而行，宣统那几年，水旱频闻，民不聊生，伏莽遍地，哀鸿遍野，大清王朝确实到了最后末日。
辛亥以后，兵革迭兴，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社会道德伦理也几乎**然无存，社会经济在政治混乱的岁月中受到严重打击，吃亏的自然还是老百姓。这种状况在袁世凯统治时代并没有改善，在“后袁世凯时代”依然没有转好的迹象，尤其是下层社会苦不堪言，即便是京师首善之区，也无法保障人民的温饱和起码的尊严。严冬季节，街头乞丐累累相逐，每一触目，如饮苦药，令人心寒。
然而不到外地不知京师条件之优越。梁漱溟此次南下，正赶上一场南北战争，北洋旧部王汝贤、范国璋部溃走长沙，所见所闻，触目惊心。
10月某日，梁漱溟寓长沙，闻有打探战讯者乘石油公司小船以行，傍晚时分泊于岸边，忽闻山头一片哭号：“白天抢掠我们，晚上又来强**们，天呀！天呀！不能活了！”呼声惨厉，一船怆恻。如此直接强烈的刺激深深震撼了梁漱溟脆弱的神经，他从这个历史细节中领悟到这仅仅是人民痛苦的一点点皮毛，一场战争至少深刻波及六七个省份，其间的罪恶哪能这样简单？
梁漱溟的思考是，为什么民国六七年了，反而战乱不已。他的结论是，好人不出来做事，结果只能是坏人当道横行。吾曹其安之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就是梁漱溟后来倡导“好人政治”的思想基础。
梁漱溟指出，中国目前的混乱并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好人不出头，好人不愿出面想办法，好人如果愿意出面想办法，目前中国的混乱局面并不难打破。
至于当时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梁漱溟并不难理解和认识，不知人人所痛心疾首的虽然只是一个时局，而实各人心中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痛心疾首处。明白地说，南方所持问题为“护法”，所痛心疾首者为破坏法律之局面；北方所持的问题为统一，所痛心疾首的是破坏统一之局面。分解成具体的问题，梁漱溟开列出这样一个清单：
按照梁漱溟的这个分析，上述这九个问题，皆为“政治上之武装的力量所作成”，这些军阀就是中国问题的病灶。所以，在梁漱溟看来，解决中国问题并不难，一言以蔽之曰非战，曰组织国民息兵会。
梁漱溟的这个想法是非常奇特的，这和他在抗战时期、国共内战时期调停国共冲突的思路非常相似，都是期望有一个中立的公正的政治势力出现，解除各方军事的武装的力量，听凭这个中立的公正的非军事的非武装的政治势力的指派。这个思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显然难以行得通，然而正因为行不通，而梁漱溟又如此坚持，才更能看出梁漱溟的不容易、不简单，看出梁漱溟非战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当时中国政治结构看，各派政治力量对中国政治未来都有自己的设计、设想，有的认为北洋实力就是国家实力，不发扬北洋实力平定西南，则不可能奠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这个看法显然倾向于认同北洋政权的合法性，认同北洋的力量。
而站在西南或南方革命党人的立场看，西南为共和保障，非由西南兴兵护法，中国政治怎么能入轨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