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说，梁漱溟的认识又与新派人物有着本质区别。当时的新派人物包括陈独秀、吴虞和胡适，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孔子之道不合乎现代生活，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或者说中华民族要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必须沿着魏源等人开辟的通途，毫不犹豫地去走西方人的路，逐步与世界同步，走上世界一体化。但对中国怎样才能走上西方人的路，陈、吴、胡诸人差不多终其一生都不尽了然，没有提出过系统完整的方案。而梁漱溟与他们不同，主要在于他一开始不仅如同这些志同道合者一样提出了问题，而且一开始就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要解决中国如何走上西方的路，首先必须明了西方近代精神之所从来。梁漱溟认为，大约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其思想起初发展的时候，是各种各样的思想同时萌生，齐头并进，没有一准的方向和轨道，不过后来因为种种的关系和影响，结果只向某一方面发达，而这种思想遂成了这一地方、这一时代的特异面目。古希腊的思想原本在各方面都很发达，有向外的研究，也有向内的研究；有对于自然的研究，也有对于人事的研究；有对于静体的研究，也有对于变化的研究。但是到了后来，西方的思想只偏于向外的、对于自然的、对于静体的研究，而别种思想渐渐衰落。究其原因，梁漱溟认为，这是因为西方人所走的是人生第一条路向，在人生第一条路向，本来是向前的，所以就作向外的研究；前面所遇就是自然，所以增强对自然的研究；自然乍看是一静体，所以便作静体的研究。
表面上，梁漱溟不同意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思想意识的原则，他以为人的精神也是能够决定经济现象的，只是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处置经济现象。在他看来，这个意思与唯物史观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并无冲突，不过是对唯物史观的解释略加补订而已。然就因此，梁漱溟觉得西方社会上的所谓民主即“德谟克拉西”精神之所从来，并不是单纯的唯物史观所能说明，而必有待于从精神方面寻找原因。据梁漱溟所见，西方人在精神上有与东方人不同的地方，由这个地方既直接产生所谓民主即“德谟克拉西”之道，而间接地使经济现象变迁以产生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而后面一点似乎比前一点更有力量。
确实，在同一经济条件下，产生古希腊如此众多的各种思想，何以在同一经济条件下，有的衰微，有的发达，有的成为后来社会的主导思想？这其间的原因自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基础决定思想意识，但人生路向的如彼不如此，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生活样式在思想意识发展上的作用。
根据这些分析，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不外乎人类生活的样法，只要将人类生活看透，那么对文化的理解自然明白。而人类文化的各民族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一民族与另一民族生活样法的不同，用力之所在不同。换言之，就是某一民族对于一方面成功的多少不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说生活的样法，按照梁漱溟的概括，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大体有三种，一是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质言之，即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人的要求；二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在这种既成境地上求自我的满足。这时下手的地方并不在前面，眼睛并不往前看，而是向旁边看，并不想着以奋斗去改造局面，而是回想往昔随遇而安，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三是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和要求，既不想改造局面，也不想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这虽然也是应付困难的一种方法，但毕竟最违背生活本性，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
明白了这些原则，就不难理解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与民主的看法。在梁漱溟看来，西方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征服自然的异彩、科学方法的异彩、反抗权威争取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异彩，都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生向前奋斗的态度，是对于环境要求改造的结果。
梁漱溟解释道，西方人的生活，当古希腊、罗马时代，可以说是走在第一条路向上，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于是产生许多成就非常之大的科学。但是到了罗马时代后期，则逐渐流为利己、肉欲的思想，风俗大弊，错乱不已。到了中世纪的一千多年间，西方人借助希伯来人的宗教即基督教收拾危局，转入人生第三条路向，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虽然不能使西方文明日益发达，但自然于补偏救弊上也有一定的效果，对社会的维系保持之功实在很大。然流弊也随之而生，在中世纪一千多年中，西方人心系天国，不重现实，奄奄无生气，一切文化都归并入宗教之中，哲学成了宗教的仆人，艺术、美术只需为宗教而存，科学被摒，迷信充塞，乃至没有政治、没有法律。教权太盛，教会横恣无忌，腐败不堪，中世纪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黑暗时代。物极必反，比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西方人又明白确定地将人生态度转向第条路上来，把一副虔诚向往天国的面孔转回尘世，继续前人未尽之功，将希腊文明的旧绪往前开展创造，于是产生了西方近代文明。西方近代文明以现世幸福为人类的标的。因此，其根本态度就是努力往前去探求。
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借鉴，落后的中国要赶超西方，要走上西方的道路，必须明白自己的既往道路和西方有哪些相同、相似的地方，然后再设想一套方案。梁漱溟不反对将西方文化移入中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认为不能简单照搬，摹取西方文化的面目，而必须从人生的基本路向、人生的基本态度入手，方能引导中国走上富强之途。仅此而论，梁漱溟不仅是五四新文化思想家的盟友，而且较那些激进的思想家更深刻、更彻底、更多地表现出哲人的睿智和冷静。特别是当人们不加分析地一古脑地盲目信奉乃至崇拜西方文化的时候，梁漱溟更能以其独特的眼光看到中西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提出中国应选择的道路及应当采取的措施。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跋语手迹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在看到西方文化长处的同时，也并不隐讳西方文化的缺点，他以为近世西方人的心理方面，理智的活动太盛，实为显著之特点。在西方所成就的文明上，辟创科学、哲学，为人类其他任何民族于知识、思想二事所不能及其万一者。不但知识思想的量数上无人可及，其思想、知识创造上的精细深奥上也无人可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人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也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不可掩的事实，似乎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过去曾经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