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之别，不仅表现在东西方的文化成就上，而且表现在知识本身。梁漱溟指出，由于西方人重视科学方法，中国人重视艺术方法，遂使东西方在知识的操作层面亦形成重大差异：东方的知识是一种直观的猜想，是一种玄学的方法，而西方则是一种实验的科学方法。玄学总是不变现状的看法，囫仑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作它看。由玄学的方法去求知识而说出来的话，与由科学方法去求知识而说出来的话，全然不能一样。西方人讲学说理要步步踏实，一丝一毫也不愿苟且；而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谁都听不懂，谁都看不懂，才算最有学问。科学的方法，所得的是知识，玄学的方法天然不能得到知识，顶多只能算作主观意见而已。若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学问固是理论的缺乏，而又实在不只是理论的缺乏，竟是“非理论的精神”太发达了，遂使中国的许多学问根本不是科学，简直就是玄谈。
若以科学化与艺术化的区别，不难看出，梁漱溟温和平稳的叙述语言中带有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明显厌恶的情绪，他所渴望的是使中国文化走上一条科学的大道，而摒弃玄学的、非理性的艺术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若指责梁漱溟是东方文化派的保守人物，不亦冤乎？
再以民主精神而言，梁漱溟坦率地承认，那是中国根本不具备的。照中国已经走过的路走下去，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中国人向来不把自己作为一个“立身天地”的人，只当作是皇帝的臣民，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必须有了“人”的观念，才有所谓自己。梁漱溟在这里将人的自由与解放及人的个性伸展视作社会前进的必要条件。
历史已充分表明，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决不是单纯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技术、资金乃至科学成果可以实现的，它更需要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素质的真正提高，人的个性获得充分伸展。离开这个前提，其结果只能如某些人所形容的那样：现代化的装束与中世纪的面孔结合在一起。任何现代化的努力都只能是徒劳的。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即个性的充分施展，是经济起飞、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显然，梁漱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不遗余力地批判压抑人性的中国传统精神。
人的个性伸展与否，当然在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方面，即国家体制这一层面上表现出来，而在这一层面上，中国人向来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师徒等级秩序，而在西方，人人生而平等，至少在理论上，在世俗的层面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于是西方人的伦理理念不仅导致人的个性获得充分伸展，而且使人的社会性也异常发达。因此，西方人极端重视个人对于社会的道德，即公德；而中国人由于只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德差不多不讲，讲也不外乎是这个人对那个人的道德，即私德。又由于中国人向来没有这种社会公德的概念，因此从来没有组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人所讲的国，实际上只是“家”的放大。至于后来的所谓“民族国家”，在前近代的中国人那里几乎是根本不存在的，国家仅仅是中国人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已。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民主本质的认识，特别是他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分析，一点也不比陈独秀、吴虞那班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逊色，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他的一些说法，亦为当时新派人物所称道。只要读一下《独秀文存》、《吴虞文录》，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