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梁漱溟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相反，他真诚而坚定地相信中国文化现在已经撞到墙上无路可走。中国社会的再发展，必须有待文化上开辟新局面，寻找新的生机，必须翻转才行。所谓翻转，自非努力奋斗不可，不是静等可以成功的。如果对于这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打开一条活路，是没有办法的。梁漱溟承认，中国文化的未来前途，决不是固守旧有传统，而必须进行新的转换，在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待于旧传统上的新创造。这种创造，在世界逐渐一体化的今天，在中国日益与世界密不可分的时候，决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梁漱溟认为，在当时各种文化主张中，不论是传统的守旧派，还是西方文化派，抑或是折衷调和派，都缺乏对东西文化最基本的认识，都未能找到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因而都是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他强调，他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不仅与西化派、调和派根本有别，也与一般旧头脑人物拒绝西方化有着原则上的不同，因为他不仅看到了东方化的长处，更对西方化作过一番深入研究，明白地看到西方文化的优点和短处。
西方文化的优点，梁漱溟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方法，一是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前者是西方学术上的特别精神，后者是西方社会上的特别精神。用当时最通常的术语说，就是科学、民主和自由。由于梁漱溟特别看重个性的伸展，以及个性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比同时代的陈独秀、胡适更进了一些，至少在大方向上具有某些相似性或相近性。不论陈独秀、胡适等人如何看待梁漱溟，但在梁漱溟看来，他与《新青年》一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并无二致，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和同道。他常说中国讲维新讲西学讲了几十年乃至于革命共和，其实都是些不中不西的人，说了许多不中不西的话，做了许多不中不西的事。他们只有枝枝节节的西方化，零零碎碎的西方东西，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看通窍，领会到那一贯的精神。只有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一班人才算主张西方化主张到了家，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局面。
对于陈独秀、胡适对西方文化的期待与向往，梁漱溟表示高度认同，只是在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分析上，梁漱溟依然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一面。他指出，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其基本精神是“意欲向前”，或者说是由意欲向前的精神产生了科学与民主两大异彩文化。依科学而言，东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在于西方的文明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的文明则为艺术的成就。大约在西方，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即便是科学，亦是艺术化的。明白这科学与艺术的分际，也就明白了西方人之所以喜新厌旧，而事事日新月异；东方人之所以好古，而事事几千年不见进步。西方既秉科学的精神，当然产生无数无边的学问；中国既秉艺术的精神，当然产生不出一门像样的学问即真正的科学。西方文化将学与术严格区分，把学独立于术之外而有学有术，事事都成了科学的，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处处常有一种应用的目的，故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而非学，或者说是学、术不分。其结果，学固然没有，术亦同样不能真正发达。术从学中来，没有发达的科学化的学，术便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这一切都不出科学化和艺术化的区别。
梁漱溟的这个判断，类似于而又有别于严复对东西学术文化本质差异的判断。严复曾指出，东西文化成就的不同除其他种种原因外，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西人夸“新知”，中国人夸“多识”。夸新知，必然意欲向前探求未知世界；夸多识，必然眷恋往昔，回首过去，不求创新，一味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这实质上也是科学与艺术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