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东西文化问题的关注始于其进入北大之初。他在进北大时，就曾向蔡元培、陈独秀明白表示自己此行主要使命除了替释迦牟尼说法外，还有替孔子说个明白的任务。只是在最初阶段碍于编写印度佛教哲学讲义，没有时间进行研究而已。
1918年，印度哲学讲稿的编写告一段落，梁漱溟立即征求研究东方学的志同道合者，并在哲学系之外开办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把自己对孔子的意见略微讲个大概。1919年，江苏何墨等人来访，请梁漱溟谈谈对东西文化的意见，梁漱溟又略述一番，何墨等人有记录，只是这个记录稿从未发表。1920年《唯识述义》发表时，梁漱溟又希望大家对东西文化问题加以重视。同年夏，梁漱溟路经山东，经王朝俊从中相助，省教育厅邀他来鲁讲演，梁漱溟即预备专讲此题。然而由于直皖战争爆发，梁漱溟的山东之行告吹，但在北大作了一个系列演讲，并有同学陈政的记录稿一本。
翌年（1921）暑假，梁漱溟如约赴济南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他来说，这实际上已是第二次讲演此题，由同学罗常培任笔录，临末以暑假届满，罗常培应聘南开中学，不克终竟其事。回到北平后，梁漱溟根据陈政在北大、罗常培在济南的记录加以整理，其最末之论及世界未来文化的第五章，由于罗常培未及记录，实由梁漱溟自己补写而成。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写定出版，奠定了梁漱溟在学术文化界的地位。这也是他放弃佛家生活，回到世间，改变生活态度、人生态度的宣言书，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反响，誉之者以为是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毁之者视为东方文化的保守思想，一时间使梁漱溟成为国内学术界有争议的知名人物。
说梁漱溟为东方文化派的保守人物，并不仅仅在于他不满意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激进主张，而是因为梁漱溟认为不仅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在中国没有出路，即便是在激进、保守二派之外的调和折衷派都是行不通的。他指出，梁启超、杜威、罗素的说法都不对，他们没有说出东西文化所以调和之道而贸然断定其结果为调和，就不能不生发出许多错误。我们应当考究出一条路来，决不应该在未曾考究之前，就贸然说我们只须如此走去便好了。
考究的结果，梁漱溟把解决的办法归纳为三种：一是东西文化如果根本不同，不能并存，无可通融，而东方文化又的确到了绝地，那么我们就痛痛快快地把东方文化丢掉。不然，我们明知东方文化无法再存，却死抱住不放，岂不是要与之同归于尽？二是东方文化现在受到极大的压迫是不必否认的，但我们如果看得清楚，东方文化虽然目下受窘，将来一定有翻身的一天，自然对于现状不必顾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相信中国文化经过此番磨难，必将重塑辉煌。但是，我们必须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理由，还须找出一条如何向“重复昌明”走去的路。第三，如果认为东西文化确有调和融通之道，那就必须指得出解决以后可以给我们走的一条明显的活路。像那种名曰东西调和实则东西杂处的样子，显然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
梁漱溟讨论文化问题的成名作
应该说，梁漱溟分析归纳的这三个方面，都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一个人敢直截了当地认定其中一条。显然，这是因为问题本身过于复杂，无法用简单的方式加以解决。换言之，西方文化无论相对于东方文化如何先进，都是不能全部照搬照套的，因为如果一般国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东方文化影响下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徒然更改政治制度，采用西方民主政治，只能徒增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矛盾，而无助于问题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