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代表东方文化参与论战的大概是杜亚泉。杜亚泉说起来应该是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比较了解的一个人，他曾经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的数学教习，而这个学堂的总监督就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人物蔡元培。1900年，杜亚泉到上海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同时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半月刊，致力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近代科学知识普及。1904年，杜亚泉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持编写近代科学方面的出版物，并主编当年颊负盛名的大型文化刊物《东方杂志》。从这个简短经历看，杜亚泉应该是近代中国少数通晓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人，然而当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却是他在《东方杂志》以“伧父”为笔名，连续发表张扬中国传统文化，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的论文，成为东西文化论战中东方文化一派的代表人物。
杜亚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目的不在于充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着的物质资料和精神需要，而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生活上的无穷欲望，因而资本主义一个不易克服的问题就是生产过剩，竞争激烈，军备扩张，物质主义高扬，从而推动强权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甚至是战争万能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丛林法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惟一法则。道德不道德的区别，不在于理而在于力，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强国凭陵，而诿罪于弱国的存在。这些分析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与马克思、列宁等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
基于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杜亚泉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冲突以及相应的思想观念，在于西方人在近代过于推崇的丛林法则和竞争思想，战争不仅摧毁了西方人建立的物质世界，而且摧毁了人们心中的美好信念。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杜亚泉和严复、梁启超等人一样，力主中国人在向西方继续学习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不要忘记中国人千百年赖以存在发展的和平理想、中庸立场、仁义主张，以及重民本、重民生、均贫富、等贵贱等思想，不学习西方不足以救中国之贫弱，不能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全盘西化也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
按照杜亚泉的想法，中国文化的未来选择，一方面要统整中国固有文明，其本由系统者则明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正之；另一方面要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汇于中国固有文明之中。以西方文明的新因子重构中国文明的新体系。
杜亚泉进而指出，西方社会多民族纷争，自然环境宜于商业，于是西方人的观念，以为社会的存在是互相竞争的结果，依对抗而维持，而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则多一家一姓兴亡之战，自然环境宜于农业，中国人的观念，便以为社会存在乃各自相安的结果。基于观念上的歧异，遂使西方社会注重人为，反对自然，生活向外，胜利重于道德，无时不在战争之中；而中国人一切皆注重自然，顺从自然，生活向内，安心守分，勤俭克己，除自然的个人外，别无假定的人格，道德高于胜利，以与世无争、与物无竞为最高尚的道德，时时以避免战争为务。因此杜亚泉强调，中西文化之异是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中国固有文明不仅不应该彻底抛弃，恐怕正足以救西方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所谓东方主义、中国本位的文化立场，大概就是指这种以拯救西方为目的的文化自大论。真理往前多走了那么一点点，就出了问题。
在上述两极思维之外，尚不乏折衷调和说。这种种学说都表明中国人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与焦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梁漱溟开始他对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并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新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