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的说法自然打动了梁漱溟，不过梁漱溟并没有答应，他表示山东有识之士创办曲阜大学的用意甚好，而事有难举，且悬此一目的，待有机会为之。靳云鹏闻言便道事诚难举，或一二年或二三年而后乃得实现，亦末定，然不可不从此时着手做去。经济方面，靳云鹏表示由他设法解决，人才一事，请梁漱溟负访求延揽之责。对于靳云鹏的建议，梁漱溟觉得无话可说，且听之。第一次谈话到此为止。
稍后，靳云鹏宴请乡前辈赵尔巽、柯劭惑诸老先生为发起人，且介绍梁漱溟与诸老相见。靳云鹏于席间对众宣言其怀抱，表示办曲阜大学之意如何久，今幸得人，愿自出私财二十万，并再募三十万为开办费，其经常费亦当筹定，务请诸老为领袖共襄盛举云。
靳云鹏的这一做法将梁漱溟推到无法回绝的地步，与会诸老先生的情绪也被靳云鹏鼓动起来，即向梁漱溟询办法。梁漱溟即答自己初无办大学意，胸中空空洞洞，说不出什么办法来，且不会办事，不能供奔走之役，希望大家筹备进行，自己聊备顾问而已。当天的讨论虽然杂乱没有头绪，但由此讨论竟然正儿八经地成立了一个曲阜大学筹备处，设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内，并着人草拟有筹备处简章、曲阜大学校章及计划书等。
梁漱溟尽管答应与参与创办曲阜大学，尽管王朝俊、靳云鹏也表示认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及对现代教育的看法，但实在说来他们的办学理念并非完全一致。我们知道，曲阜为孔子故乡，儒学重镇，故而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山东，每每以孔子的大旗以期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表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鉴于此，王朝俊、靳云鹏所要创办的曲阜大学，其宗旨也不外发挥东方文化，对抗西方新文化，他们最初邀请康有为主持，就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只是康有为的顽固的君主主义立场与王朝俊、靳云鹏等人的共和主义立场相距太远，所以这项计划就不了了之。
在王朝俊、靳云鹏看来，老旧先生和新人物都不适合与他们合作创办曲阜大学。老旧先生太老太旧，新人物不免又显得太新太潮。于是找到不新不旧有新有旧的梁漱溟，由此亦可看到梁漱溟不左不右又左又右的思想品格和折衷调和的一般倾向。
很显然，梁漱溟的文化理念与王朝俊等人的信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碍于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梁漱溟并没有坚定不移拒绝王朝俊等人的邀请。而且，从更为深层的心理活动来分析，梁漱溟一方面承认二者在文化理念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充分自信自己的文化理念终将成为未来曲阜大学的办学思想，自己有能力说服、感化那些合作者。故而他在明白二者观念差异的前提下，仍然愿意为之一试，不愿轻易放弃这样一个有可能实践自己主张的机会。
梁漱溟接手创建曲阜大学的主要障碍有三个，即人才、个人能力和办学宗旨。就人才方面而言，梁漱溟认为，现成人才不易得，然有可以成才之资，倘与以机会俾得深造，自能成才者当不少。所以最好集合一班有志趣有天资有相当学识基础的少年英俊组织一学会，各就其所志，分担一种学科的研究，供给他一很好的机会，凡他研究所需如图书、仪器乃至种种设备，皆尽量供给，一面又给以相当薪俸，使其生活得以安顿，不忧家计。这样养成人才再去办大学，则第一难点即人才问题可以解决，而同时图书馆、实验室也都由此成立起来了。于是梁漱溟提议在正式创办曲阜大学之前，应该先办好重华书院，集聚人才。
重华书院为曹州旧有之学术研究机构，在梁漱溟接手主持书院事务之前，重华书院至少已试办了五年之久，颇有成绩。然由于主事人王朝俊毕竟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毕竟不是学界中的人物，因而重华书院在过去的五年中虽然成绩颇大，但实在说来影响甚小。自从梁漱溟接手之后，基本改变了原先已有的办院宗旨，宣布该院旨趣在集合同志，各自认定较为专门之一项学问，或一现实问题，分途研究，冀于固有文化有所发挥，立国前途有所规划；同时并指导学生研究，期以造就专门人才。因而表现出新的活力和生机，具有相当吸引力。梁漱溟的用意是，由重华书院兼办曹州中学高中部，访求有可深造之高材分任高中各学科教员，同时兼为重华书院研究员。教员任课从轻，俾其致力进行研究工作；教员薪资薄，则益以书院津贴。于是乎，重华书院一时间人才济济，颇具全国影响。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重华书院不仅有可能解决创办曲阜大学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即人才问题，而且也势必有助于第二个疑难之点即个人能力问题的解决。梁漱溟相信自己有此一番造就，个人办事能力肯定将获得很大提升。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人事背景，梁漱溟在主持重华书院的半年时间里，应事能力虽不能说没有丝毫提高，但实在说来提高也甚为有限，日与本地人士暨军人官吏等相周旋，颇觉此来未免自己太轻率，做事不知分寸，始悟此次前往山东办学实犯有“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之大忌，颇近轻于自售。虽在他个人真是牺牲一切，披沥肝胆，欲以一身肩负天下事，而无奈当时社会人人都是一肚俗肠，安从识梁漱溟如此伟大襟怀？结果，梁漱溟不仅没有有效提升自己的应事能力，且弄得一肚子不高兴，也就半年时间，先前雄心勃勃的梁漱溟终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退回北京，躲进小楼成一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