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王朝俊二人的相识相交始于1921年。其时王朝俊方沉疑烦闷于新旧思想问题，数访于当世通人而不得解；其门生有陈亚三、王星五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不仅熟悉，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他们回乡度假时，辄为王朝俊言之。王朝俊闻之，遽如饥渴之得饮食，遂专程去北京拜访，两人的交谈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彼此相得，固大有在言语见解之外者。
回到济南后，王朝俊游说省教育厅邀请梁漱溟来山东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系列演讲，而王朝俊每日从众人列座就听，自始讫终四十日，没有一天间断，像是积疑夙惑，一旦消却，从此得着解决十分快活的样子。每讲后两人常常谈话，于是就谈到办大学。王朝俊认为，近代中国的教育不能长足发展的原因，一是没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二是学校制度弊端颇多。所谓学校，只是个知识传习所，于生活本身并没有帮助。他主张教育上的中体西用，即采用西方教育制度而在内容上注重道德培养、精神修炼。这个理念与梁漱溟有许多相同之处。
曹州中学倾注了王朝俊的半生心血，而心目中的曲阜大学也需要梁漱溟这样的人才去推动，理念上的契合使王朝俊找到了知音，于是他不遗余力邀请梁漱溟到山东主持教育。
王朝俊之所以坚持创办曲阜大学，固然有其信念方面的原因，但另外一个最为直接的背景，则是他和一批朋友的乡土情怀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就经济方面而言，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会长夏溥斋通过盐务及鲁案善后交涉等，为曲阜大学的筹办筹集了部分款项和比较稳定的常年经费，至1923年秋，大学校址也经同人踏勘选定。
再从乡土情怀看，王朝俊等人之所以坚持创办曲阜大学，还因为他们对当时国内高等教育布局极不满意，由于山东在当时没有大学，山东籍的学生继续升学只能到南北各地。而于南北各校，总不满意，所以很想自己办大学，尤以时任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主张最力。
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山东济宁人。早年卒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为段祺瑞得意门生。武昌起义后，旋以段祺瑞力荐出任第五镇统制，不久任山东都督。1919年底，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不及半年下野。及直皖战争后，又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至1921年5月梁士诒组阁，靳云鹏再度下野，但仍留任至12月始挂冠他去。自是乃以频年所得资产，在山东经营商业。后出家为僧，不再与闻政事。不过正是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期间，始对曲阜大学的创建起到极大推动作用，遂由同乡之间的酝酿而转为实质性准备阶段。
当梁漱溟于1921年到济南作系列讲演时，王朝俊即有意介绍梁漱溟与靳云鹏相识，以便促成曲阜大学的创建。迨至梁漱溟讲完回京，王朝俊便一道晋京去找国务总理靳云鹏，以梁漱溟在济南随讲随记的演讲记录稿送给靳云鹏。过了几天，靳复信王朝俊，谓穷三夜之力，已将梁的演讲读过，切愿一谈。于是王朝俊就来邀梁漱溟。梁漱溟表示与靳云鹏谈话无不可，只是办大学的事情仍不赞同。
梁漱溟在与靳云鹏谈话时，前半多谈东西文化问题且颇详悉，靳云鹏确实将梁漱溟的演讲看过一遍，其头脑清晰且肯用心，梁漱溟对此比较满意。盖以其人出身而论，原是很粗的军人，而其时吴佩孚打湖北，时局多事，彼为总理，安得余暇从容读书？这不能不使梁漱溟有所感动；后半多谈办大学事。靳云鹏说他怀抱办一发挥东方文化的大学之意已数年，但迄不得其人，因老旧先生和新人物都不适合，今遇梁君则数年志愿将可以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