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教育固然重要，但说到底，只是教人以方法，或授人以工具，对生活起到一种辅助作用，按照梁漱溟的素来主张，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知识毕竟仅是生活的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无论怎样有效也没有用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侧重于情志方面，着意于人的合理生活培养，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
比较着看，中国与西方的教育传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逻辑结论不言而喻是合两方之长，去两方之短，重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新模式。从整体上说，梁漱溟也是这个意思。但反观当时国内教育，梁漱溟认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未免走得太过，现在学校的教育则于情志、知识两层都没有真正做到，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并没有照顾到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即使在知识技能一面也说不到帮着走路，就是对每个学生有一种真了解，即了解学生的资质和其在这一项学问上之长短，然后按照学生的需要予以合适的指点帮助。现在的学校教育体制刻意模仿西方，只着眼知的方面，只是照钟点讲功课。这样如何能够顾及到学生的情志需要，如何能够使学生在身心、智慧、心理、生理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
梁漱溟通过对东西方教育模式、教育目的的分析和研究，基本认定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是步趋西方，而是重新回归到中国本来的模式，重新回到中国自古以来的路。不论这种观念是否合乎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规律，但它在事实上不可能不和诸如北京大学这样的现代教育模式相冲突。1924年暑假，梁漱溟终于离开北大，开始了自己的教育实践，重现中国古人讲学之风。
中国古代讲学之风由来久矣。孔、孟、荀诸大儒莫不以讲学的形式开一代新风，影响舆论，转移时俗。降及宋明，讲学之风更盛，相当一批知名学者当仕途无法发展或不愿发展时，差不多都隐居山林，藏身民间，以聚徒讲学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寄托自己的希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古代聚徒讲学之风，并不是西方那种严格的学院式教育模式，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独特生存方式，故而讲学内容当然不会局限于知识传授，而是包含有相当浓厚的人生意味和人生追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所倡导的重创讲学之风，便是在根本的教育理念上对现代教育弊病的修正，是将为学与为人的有机结合，至少他在主观意图上是如此。
当然，梁漱溟心目中的所谓讲学，正如他自己反复解释的那样，自也有好多与从前不同处，最好不要成为少数人的高深学业，应当多致力于普及而不力求提高，应当与社会改造运动相结合，在向青年传授新知识的同时，更多地关心青年身心健康，从堕落引转而不堕落，从烦闷引转而不烦闷。
离开北大之后，梁漱溟受朋友之托，来到山东曹州主持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期待用三五年时间培养人才，积蓄力量，然后再去创办一所理想的曲阜大学。所以，曹州中学在梁漱溟的概念中，就有未来曲阜大学预科的意思。
曹州中学的创办人为梁漱溟的好友王朝俊。王朝俊（1875—1930），字簧一，别号鸿一，山东濮县人，秀才出身，后留学日本，肄业于宏文学院师范科。其间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一方面在山东进行革命宣传，一方面潜心于新教育，在曹州进行新教育实践，创办私立普通高中，也就是曹州中学的前身。王朝俊也因此被称为山东教育界大佬，历任山东提学使、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