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人，他认识到中国不可能走上全盘西化的路，更不可能固守传统，画地为牢，不肯进步，不肯接触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不肯与异质文化交流和杂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既不是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流派的敌人，也不是杜亚泉、辜鸿铭、严复等东方文化派的同盟军，他是在这两派之外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探索者，他的思想主旨就是希望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为中国文化开辟一条新的通路，实现传统的翻新，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是梁漱溟坚定不移的认识。他在后来的政治实践、文化活动等一系列行动中，都是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这个意思。
梁漱溟认为，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剧烈变动时期，中国民族所处的地位与前数十年大为不同。所以不同，所以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完全是文化的问题。这一方面固因国内的变动，而尤其重要的是外面别国的变动。西方民族因为有那样的文化而成那样的局面，渐渐地使中国地位也受到很大影响。梁漱溟强调，只有看清这种国际大环境与国内小环境，才能明白中国问题的真相，才可以知道中国究竟应当秉持什么样的态度，采用什么样的对策。
就国际背景看，梁漱溟认为，数十年前的中国，无论哪一方面都与现在不同。当时的中国不仅知识方面如自然科学严重欠缺，而且在物质方面全无创造，社会生活方面全受权威的支配，整个社会处在君主专制的高压之下。相比之下，由于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不仅物质方面获得极大成功，几十年的成就远迈以前数千年的总和，更使中国人震惊的是，西方人在社会生活方面则有比较多数人协作组织的政治。因此在西方人看来，当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半开化民族，他们在各方面似乎都可任意处置中国。
中国之所以落到这般可怜地步，照梁漱溟看来，不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惟一的在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所以，中国如欲获得根本性变更，正确的抉择并不在于模仿西方，而是应将西方人的成功之处首先做到，否则很不利。如物质方面不能征服自然，便要被自然所压迫。中国人素来太屈服于威权，根本上是做人的缺陷。完满的人格，不应有个性的屈服。政治方面也很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通力合作，一变以前完全退让的态度，否则不足以奠定现代政治的基础，不足以构成现代国家。中国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对自己的固有文明也不应忽视，不仅应有专门人才进行研究，即使在社会实践方面也应选择适合于现代生活而又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内容加以提倡。
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对西方近代文化尤其是从西方传来的现代教育体制有认同有批评。梁漱溟认为，现代教育问题不能孤立地看，而应从东西方教育比较中分析中国传统教育的利弊得失。与西方教育传统相比较，中国教育无疑是偏乎一种意向的，讲的差不多都是“君子之道”，而不似西方教人以知识。自从西方近代教育体制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教育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这种变化的价值判断，梁漱溟持基本上肯定的态度。他承认，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中国吸收西方教育体制的长处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知识或学问虽然可以出于个人的创造，即由个人的经验推理而得。但由于个人生命的有限性，更多的知识或学问则有赖于继承前人的创造，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仅凭个人的创造，那么人类文明便不可能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进行改造是完全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