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应邀前往曹州进行教育改革尝试的主要动力和背景是他与王朝俊的特殊关系。如果没有王朝俊的盛情和再三恳求，如果不是王朝俊与梁漱溟在文化思想和教育理念上的基本一致，梁漱溟决不会丢掉他在北大的职业而奔赴山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前往曹州办学的主因便是对王朝俊个人人格的信服和尊重。
然而，人格的高尚丝毫并不意味着不犯错误或不做出有损朋友利益的事，尤其是在当时中国一片混乱、群雄割据之际，作为在山东颇有影响与实力的王朝俊便难免卷入一些政治纠纷之中。
这场纠纷的大致情形是，当梁漱溟主持的曹州中学开学不到半年，国内政局风云突起，冯玉祥在孙中山的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反直同盟，决心寻找机会推翻曹锟、吴佩孚等军阀统治。王朝俊原本就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所以当冯玉祥准备起兵的消息传来，他自然积极参与，预闻其事，授意曹州镇守使参谋长吕秀文（蕴斋）发动兵变，率第一、二两个团长驱逐曹州镇守使徐鸿宾（燕珊），宣布曹州独立，并宣称接受冯玉祥的命令，以曹州旧部组建为国民军第五军（冯玉祥部号第一军），吕秀文任军长。
其时，山东督军郑士琦为曹锟就任大总统后任命的济威将军兼陆军上将，他自然更倾心于曹锟和吴佩孚。郑士琦获悉吕秀文的行动后，立即派兵弹压。战祸将作，曹州人心惶惶。梁漱溟急忙入京质问王朝俊何以如此深地介入军阀纷争，将相对平静的曹州卷入无穷期的战乱之中。
梁漱溟的指责当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于是又匆匆退回曹州以靖人心。然就在此往返奔波中，梁漱溟悔悟自己此次前往曹州办学确实是犯了“往教”的错误，而没有坚守“来学”的原则。于是他准备离开曹州的想法在一霎那间形成。拖至1924年底，梁漱溟独自悄然离开曹州，回到北京，客居清华园，始谢绝一切外务，以几年来少有的平静心校理乃父梁济遗稿，且深刻反省自己此次山东之行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为三年不出之计。于各方约聘，概辞不赴，不论什么事也不担任，原意是要有点长进，再出来做事。
其实，梁漱溟对现代军阀始终没有好感，我们前面就专门探讨过他所发表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那篇文章其实就是对现代军阀的批判，所谓国民息兵，其实就是以国民力量去制约军阀的横行，剥夺军阀手中的武器。稍后，梁漱溟又积极参与废督裁兵及好人政府一系列反对军阀的斗争。
对于当时的政治乱象，特别是武夫治国的政治局面，梁漱溟以为除了国民的不争这一最大过错外，也不能不责备孙中山等革命先辈，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再次采用暴力革命手段进行什么“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开了一个恶劣先例。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门下，无不借助于武人，几乎没有武人，便不能实现政治活动。很显然，梁漱溟反对军人干政，反对国家军事化，力主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这一思想也可以看作是其后来“第三种政治势力”一系列民主主张的滥觞。
梁漱溟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仅军人要远离国内政治和政争，即便是政治家，根本上就不应该、也不允许产生借助武力和武人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想法。辛亥革命固然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但辛亥之后的一系列政争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政治黑暗、社会黑暗，实际上无不因主其事者“脑筋太旧”，总想用武力维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尊严，结果却愈弄愈糟。法律绝不能受特殊政治势力、军事集团的干涉，却也不能受它们的维持，因为如此便根本上出乎法律的辙轨。只要离开法律而谋求解决，中国的问题根本就要局面翻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