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梁漱溟是一个不肯苟且的人，当他在思想上还没有弄明白中国应该走什么路的时候，他自然不愿意轻易踏上别人的船，因此他对这些好友的劝说、忠告，盛情邀请，一律敬谢不敏，不愿入伙。
梁漱溟没有贸然南下，但以广东为中心的民族自救运动毕竟是在大局沉闷阴霾之中而透露出的一丝阳光朝气，这不能不引起梁漱溟的极度关切与同情。1925年底，梁漱溟委派王平叔、黄艮庸、徐名鸿等三个年轻朋友前往广东实地考察，表明他对南方的革命形势更加看好。到了第二年，随着北伐进程，国民运动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全国震动，举国青年尤为兴奋。梁漱溟在这种情绪感召下也有了新的想法，他决定于1926年9月南下，希望亲身体验革命气氛。
1926年10月10日，双十节。梁漱溟在上海与曾琦不期而遇。曾琦早年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留学法国，在那里参与发起中国青年党，宣扬国家主义，反对国共合作，并提出自己的“建国大纲”若干条。曾琦向梁漱溟详细解释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但没有说服梁漱溟，反而使梁漱溟心头的烦闷与困惑进一步加大。
与曾琦会晤后，梁漱溟没有继续呆在南方，而是返回北京。不久，因时局变化，武汉反蒋，王平叔、黄艮庸先后秘密离开武汉回到北京。他们复聚首于西郊大有庄，就这次新鲜而剧烈的经验更相切磋，数年往来于胸中的民族前途问题就此新经验后从容省思，遂使梁漱溟积闷夙癌，不期而一旦开悟消释，扫除了往昔怀疑的云翳，透露出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的“西洋把戏”，现在亦断然否定了；于一向之所有见而未敢遽然自信的中国固有“立国之道”，现在亦断然地予以相信了。于所舍者断然看破了，于所取者断然不放过了。梁漱溟终于在思想上为中国找到一条他自认为正确的道路了，那就是：第一步，毫不犹豫地抛弃自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那些“西洋把戏”；第二步，毫不犹豫地重新认同中国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立国之道”，即以农业复兴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在梁漱溟看来，只有这样，中国民族前途才真正有希望，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才算真正有了“最后觉悟”。
必须指出的是，梁漱溟此时强调他寻找到的立国之道是以排斥“西洋把戏”的重建乡土中国，其实这个说法太过绝对，也只是梁漱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事实上，梁漱溟困惑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想走上西方宪政的道路而不得，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基础不完备，不是发自内心的需要。他指出，英国的宪政之所以成功、有效，是靠英国人民争取来的。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民自己要求争取来的。自己不要求、不争取，是不能实现的。在民众对民主对政治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靠命令都是不行的，一纸公文，没有用。比如，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写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权利，不需要这个权利。选举时，让他们走几十里地去投票，他们很自然认为这是一个负担，是一种折磨，他们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投票的冲动和投票的要求。他们不去，没有时间，把选举权送给他们，他们还不要。梁漱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就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就要去开展乡村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做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
至于乡村自治的具体做法，梁漱溟的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各种建设事业，发展工业化农业，发展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业。梁漱溟指出，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组织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分科学技术；有一分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梁漱溟还认为，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发展起来。总之，广袤的乡村重建了，复兴了，繁荣了，发达了，中国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
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的重要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