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康有为。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发表的《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中表示，现在欧美及日本许多人都说中国在民国年间的动乱远甚于晚清，以为国内政治纷争越来越乱从而无力统一，国家越来越穷更加没有办法理财，政府没有权威不能履行职责，旧的制度规章尽废而新的制度又没有制定，结果就是号称共和反而不如晚清的君主专制。由此，康有为怀疑共和民主之所以不合乎中国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一以地大民多，为不宜也；一以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也；一以旧教伦理太深，而不可骤弃也。在康有为看来，不是民主共和制度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中国国土太大，人口太多，骤然在这样的国度里实行共和民主，恐怕并不是共和制度创设的原初本意。
梁漱溟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批评和不信任肯定受到过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他既然认为在如此广大的国土中实行民主政治不可能，那么是否由此推论出中国的必然选择只能是专制独裁呢？梁漱溟并没有如此简单地非此即彼，他虽然认定民主政治制度不合乎中国国情，但对中国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至少在此时他依然处于困感中。
至于中西社会物质层面的第三个差异，梁漱溟认为是中国工商业太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难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这一点与欧洲近代的情况恰好相反，可能也与毛泽东后来分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似。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是西方社会的主宰，所以对政治有天然兴趣，这当然也有利于西方政治的发展，有利于西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不独民族资产阶级软弱，而且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始终没有完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和转换，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无法与政治保持适度的区隔，更不要说知识分子对政治总是要保持着适度的警惕与怀疑。相反，带有浓厚士大夫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貌似清高，但是他们为了取得或保持自身的某些私利，往往走门子、拉关系，想方设法接近政权，夤缘官府，竞逐于官僚军阀政客之后，推波助澜，扰乱政局。在如此物质背景下推行民主政治，又怎能不引起梁漱溟的困惑和不安呢？
梁漱溟的困惑与不安，就其本质而言，是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功能性和实用性的怀疑。也就是说，即便他认为民主政治制度在西方近代合理、巧妙、有用、有利，但由于中西文化传统、社会背景诸方面的差异，这种有用与有利的政治制度如果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并不能必然地给中国带来在西方同等的有用和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认为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民族自救运动可能是找错了方向，实在已经到了再转再变的时候，中国人如果不能恰如其分地抛弃原有的幻想，重新认同一种新的选择，中国现代化极有可能在这种不中不西的迷途中徘徊。
对于梁漱溟的这种结论，我们大可不必完全认同与赞赏。但我们由此而看到的一个显著事实是，当梁漱溟进行这些思考与探索时，先进的中国人实际上也在思考着同一问题。他们在反省中国已走过的道路时，不约而同地认定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方向确实应该再转变。李大钊在国共合作开始后告诉梁漱溟：法国式的革命在中国尚未完成，因而俄国式的革命尚不到时机。这是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的前提和背景，所以中共放弃暴力革命、劳农专政等主张，而与国民党一起从事国民革命，争取国民集会、结社、罢工等政治自由，发达工人组织。中共甚至劝说孙中山不要一味在军事上用力，不要仍存军事解决问题的想法，而应当到内地各省作一种国民运动。
国共合作开始后，梁漱溟不少参与其间的朋友都劝他不应该关起房门高谈哲学，而应到实践中去感受那清新悦目的时代气息，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不断致信梁漱溟，鼓动他尽快南下，甚至以革命大义相责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