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既然无法步趋欧美走上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只能在专制政体下继续前进呢？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基本趋势和思潮主流是根本错误的？梁漱溟不愿非此即彼简单回答，然而透过他那套复杂的论证过程和方式，我们分明感到他的回答是趋于否定的。他认为，中国民族精神与西洋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根本窒碍，二者既无法沟通，也无法调和，中国如果一味模仿西方，一味步趋西方道路，到头来恐怕不只是失败，而且势必白白浪费中国人许多大好光阴，错过许多应该大步发展的时机。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必须放弃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模仿，必须重新找到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因为政治制度是决定国家权力之如何运行与使用的；国家权力用得对，则国自会好。大约近代中国前期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是着眼在此，要废除数千年相沿的政治制度，而确立一种新政治制度，以此为救国之根本方策。自光绪年间的变法维新以迄1910年代下半期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总不出此意。然此新政治制度又何所指呢？大约在大家心目中所有的便是欧洲近代那种政治制度。似乎这二十多年间思想变化不知有多少，总不该统括为这样简单的一件事。然而试看民国初年的护法运动，其惟一信念，不是法治吗？其所拥护的《约法》，不是从欧洲近代政治制度抄来的吗？而在光绪年间所倡的变法维新，其所要变的法虽多，类如剪辫易服亦是其一；但其主要的，无疑还是要模仿欧洲近代政治制度。
梁漱溟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批评，就其本意而言并不是要否认西方近代政治制度与政治信念的合理性与有用性。恰恰相反，他承认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与理念确有其合理与巧妙之处，确有足以使我们中国人不能不迷信的地方。所谓合理是什么呢？在梁漱溟看来，第一层便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利；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干涉过问的权利。前一项即所谓公民权，后一项即所谓个人自由权。这种制度大概都有所谓宪法，所以又称立宪制度；在宪法里面惟一重要的事，就是关于这两项的规定。如果以这种制度和旧制度去比较，其惟一特殊新异之点即在此。至于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梁漱溟认为，这种制度使你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人才各尽其用，不待人而后治。这也就是后来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所以在梁漱溟看来，西方近代所创造的制度，其结构之巧，实在是人类一大发明。如果问这种制度的真正价值，则其远胜过旧制度者实在此。
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合理与巧妙毋庸置疑，然而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毕竟是，中国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拨又一拨句西方学习的思潮与行动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这其间的深层原因难道只是某种偶然的人为因素，抑或有更为复杂、尚未被人们所揭示所认知的人文环境和文化背景？如果说梁漱溟于此有所困惑和不解的话，那么他的困惑与不解实在说来也只是中国人近百年民族自救自强运动的必然反省与理性诉求。中国人当此历史关口如果不能审慎反省既往道路的得与失，如果不能从大文化背景下寻求深层原因与出路，如果依然认为中国的出路只在于模仿和追求西方道路，那么中国势必有可能继续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十字路口上徘徊。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梁漱溟探寻的结果是否正确，是否合乎中国实际，他能够敏锐预见并提出这一问题，便已充分显示其哲人睿智与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