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教育实践以失败而告终，由一批好人组建的新政府反而成了军阀们的账房，中国政治在经历了晚清以来一变再变的多次冲击后，究竟应该走上怎样一条路，反而使善于思考的梁漱溟陷入空前惶惑之中。
在清华园幽静的环境中，梁漱溟深刻反省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再转再变的经验教训，静静思索中国的未来前途和立国之道。他认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再转再变可能预示着西方的经验和中国显示有着相当距离，而中国本土传统又处在目前国际环境中不能不变，眼前的中国已经无路可走，逼着人们讨个解决，稍有思想的人都不可能就此装聋作哑。大约十年前，梁漱溟的心思不能不萦回在东西文化问题上，现在却不能不沉思在这中国民族前途上。梁漱溟自信，东西文化问题是怎样逼着中国人讨个解决，还待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绪论中指点讲明；至于中国民族前途问题之在今日，难道还需要梁漱溟出面讲明吗？
基于如此思想背景、思想倾向和自负，梁漱溟虽然每天与他的某些学生和友人聚谈儒家心性之学，但其内心的波澜不仅是平静如许的昆明湖无法比拟，而且在他自己看来早已超越时空，既考虑到中国问题之所从来的历史特征，又充分估计到世界背景下中国问题的前瞻性。
梁漱溟此时所思考的问题已远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文化问题，而是已由抽象的文化问题落实到实在的政治问题，即中华民族的根本前途问题上。由于这种思维进境的特殊性，即由抽象的问题落实到具体问题，因而往往使问题之所在的认取比较容易错位。也就是说，原本以为没有问题的问题，一旦落到实处便容易发现有问题。
当梁漱溟在1921年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并不曾发现后来的中国问题，并不曾意识到近代西方的政治选择与中国本土经验本土背景的关联。梁漱溟那时模糊肯定中国民族尽有其前途，在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物质的增进上，大致要如西方近代或其未来模样，所以梁漱溟那时在演讲中便很自信地表达了“对西洋文化全盘承受”的信念，但对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走上西洋近代政治制度的路则亦未之深思。至于产业如何发达，分配问题如何解决等具体问题，梁漱溟那时总觉只是枝节细目，只要中国在政治上有路可走，这些枝节细目总不会没有办法。假以时日，自然都有解决的一天。
几年时间过去了，梁漱溟重温当年的演讲，不免觉得心跳脸红，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痴人说梦。其实在梁漱溟确信中国应该步趋西方，全盘承受西洋文化成就不久，他就渐渐对于一句顺受无阻的西洋政治理路怀疑起来，觉得这个办法恐怕不行。
对西洋近代政治制度提出这样那样批评的不在少数，尤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洋文明破产为契机，类似的批评连篇累牍。然而这些批评在梁漱溟看来并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只是在枝节细目上怀疑西洋文明、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在现代中国的有用性、适用范围。梁漱溟则不然。梁漱溟所疑在其根本。他不是在大体承认之下指摘西洋政治制度弊病缺短，欲为之补充修改。他已不认为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洋政治制度是一时的现象。他疑心中国人之与西洋近代政治制度怕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这便从根本上怀疑中国民族步趋西方，运用西洋政治制度的现实可能性，甚至意味着彻底否认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全部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