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已成为永远消失的过去，但作为一种文化在观念意识层面上却永远与现实有难以厘清的联系。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在西化与本土之间，如何找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呢？
梁漱溟强调，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必有待于新政治制度从事实上创造成功之后，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就是文化改造，就是社会重建。梁漱溟虽然对田园牧歌式的中国传统社会崩溃深感惋惜与遗憾，但毕竟事实如此，想规复以前的治道，则绝不可得，只有在严酷现实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结构，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正确途径。
不难看出，梁漱溟解决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一味地守住传统，全面恢复旧治道，他坦率地承认，因为中国文化历史太长，所以中国社会很缺乏活泼有力而更多机械死板。因此梁漱溟主张沟通中西，尽量吸收西方现代社会的长处乃至苏联共产党的有益经验，以创造出一个为全世界所没有的最进步的文明社会。
所谓沟通调和中西，就是把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方近代文化的长处二者所体现的具体事实做一“沟通调和”，而非在政治制度上，在根本政治问题上容纳西方近代洋把戏。因为梁漱溟从根本上认为中国问题与其谓之为政治问题，毋宁谓之为文化问题。于是梁漱溟的基本文化态度，就是坚持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在中国历史问题这个“老根”上，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创造出一种更有生命力的“新芽”，这就是梁漱溟的所谓乡村建设，所谓民族复兴，所谓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梁漱溟说，他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脚的，从粗处看自然有许多地方要改变，但根本深处细处是变不得的。现在虽有邪僻的学说在摧毁、压迫中国的老道理，而“真金不怕火炼”，正因为有这种种摧毁压迫，反可以把中国老道理的一段真精神真本领锻炼出来，显得它到底是经得住火烧水烫，到底是破坏不了的。中国的老道理不但能够站得住，而且要重现精彩，开出新局，为世界为人类所依归。
传统评论差不多都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视为反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典型。对此，梁漱溟当然坚决反对，多次申辩他“并非守旧之人”。他虽然反对欧化反对俄化，但只是就其人生态度、社会风习而言，若科学方法及其所成就（许多学问及物质文明）则是天下公器，从人类智慧发挥去，自然有的结果；虽欧洲人开其先，固非欧洲人所得私。因此，对于“人生态度”之外的西方文化，梁漱溟主张大力吸收和引进，并努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调和。
在融合中西思想的指导下，梁漱溟对重新建构中国新的社会组织作了具体的设计，其基本特点即在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条件下，重整乡村组织。
梁漱溟认为，乡村组织的关键就在于村学和乡学。从形式上说，乡村学仍和其他乡村工作团体有相似之处，都是从教育农民、培养农民的智慧入手，以改造乡村，建设乡村。在梁漱溟看来，农村教育的职任，不外养成农村居民健全的人格，培植农村中善良的公民，引起一般推进农业的志趣，改良农村的环境等。他强调，乡村建设工作只能从民众教育入手，基本的做法就是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理想的乡村建设形态就是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而民众教育的具体形式就是乡学和村学。
就实质而言，乡村学并不只是个教育机关，而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它的对象不是个别的或部分的青壮年农民，而是包括了一定区域内的男女老幼人等。梁漱溟的这一主张，与其他一些乡建团体只重视农民中的某一部分人不同，深得美国新教育家罗格的赏识，以为梁漱溟的说法与做法是正确的，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关键，因为社会原本不是一部分人的社会，教育不能单单只照顾一部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