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本位的判断或许合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但对这一特征的未来趋势特别是其在未来社会发展趋势中的作用，很显然梁漱溟作了比较高的估计。此种偏爱虽然在情感上容易被国人所接受和乐道，然在理智上则难以令人信服，而于事理也说不通。比如说，梁漱溟就社会方面论证，以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增强人类情感；又就经济方面论证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有助于人们在经济上经常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孤立地看，这两点论证确都言之有据，然而如果将这两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不难看出其中的矛盾与冲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感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其本质来说只是一种经济联系。
仅就梁漱溟所举例证说，在师傅与徒弟、东家与伙计之间，其感情色彩固然重要：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但他们在经济上也并非亲如一家，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屡见不鲜。简单地说，人类感情和人们的经济关系固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说到底，二者并非一事。
至于政治的伦理化，梁漱溟的论述虽然自圆其说，自成一家，但也很难让人苟同。尽管梁漱溟也承认政治伦理的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非法治，然而他在感情上却倾向于政治伦理化的人治，而否认法治在中国发展、健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开明的人治自然曾给中国带来过文景、贞观、开元、乾嘉等太平盛世；但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任何开明的人治也不可能产生法治的社会效果，其最终的结果也就必然像梁漱溟多次称述的那样，中国社会的历史只能是一治一乱，交相循环，永无止境的轮回。此外，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伦理化所导致的裙带之风、关系网、老人政治等病象，不胜枚举，触目惊心，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设置了无数障碍。
当然，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正面效应，如中国的家庭，经过千百年的发展，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家庭仍然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细胞和基本构成。不论核心家庭如何兴盛，如何合乎现代新人类的需求，但依然不可否认，四世同堂、五世同堂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情感，在长时期享受了核心家庭的好处之后，人们对于大家庭数世同堂的期待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老人们期待儿孙“常回家看看”；晚辈们在经过职场拼杀后，对于大家庭中温馨的气氛实际上也有许多期待。更重要的是，中国三十年来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正是从实行农村家庭责任制开始，稍后演化出所谓工商个体户等，这些措施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而且在新的意义上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形式充满了生机，继续发生着巨大作用，所谓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赋予更多新的涵义，在在证明家庭、家族伦理情谊并不都是负面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