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不能同意共产党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同样也不能同意国民党对中国问题的立场。他多次强调南京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所谓民族自救运动只不过是一种新的祸国殃民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是说，梁漱溟发誓要在国共之外走出一条新路，那就是不同于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阎锡山，不同于共产党，也不同于国民党的乡村建设运动。
从狭义上说，乡村建设不外是建设乡村，繁荣乡村，解决广大农村居民的温饱以及持续发展问题。然而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决不能孤立地进行，决不能取狭义的理解。他强调，从事乡村建设的人要把眼光放得远大些，要把乡村建设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在历史的必然性上找出自己的使命，才不致盲目瞎干，才可以开出伟大的前途来。
我们知道，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依据他对中西社会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原来是个大的农业社会，即或有些城市也很少能算得上都市。境内所见，无非是些农村。所谓的中国建设问题无疑就是乡村建设。
中国乡村如何建设，它的依据何在，它的理想模式又是怎样呢？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最一般的看法是应当用现代都市文明改造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展工商业，使中国农村尽快走上资本主义或现代化大农业的道路，尽快抛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对于这些观点，梁漱溟一概视为荒唐无稽，从不苟同。
梁漱溟认为那班强调以都市文明作为现代化方向特别是农村改造方向的主张，就是以西方化作为追求目标，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本身已经有了问题，遇到了严重障碍，中国已无法顺利摆脱农业文明的羁绊，转而走上工业文明道路。梁漱溟指出，单一的工业化肯定不是现代化的出路，因为即便从西方近代国家的立场上说，他们何尝愿意工商业和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只是由于他们既已走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路，遂使其农业发展遇到桎梏，乡村归于衰落。
工业化是西方近代国家不得已而走上的一条畸形现代化道路，但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先发优势，早已抢占了都市文明、工业文明的先机。梁漱溟指出，中国如果步趋西方，重走牺牲乡村，发展工商业，建设都市文明的老路，恐怕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因为当今世界，各个先进工业国之间拼命竞争，中国工商业兴发之机早被堵塞。后发中国的正确选择，可能就是要发挥自身优势，谋取乡村发达，完成一种乡村文明。
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梁漱溟的这些论断大都被历史所否定所消解，自不待言。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中国必须步趋西方一步一步地发展，是时代课题而不得不然。然而，历史地观察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的认识及理论构想，也可以看出其知识分子天真、纯真乃至浪漫、空想的一面。
梁漱溟的所谓乡村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单纯地对抗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是要使中国尽量合乎自身特点，早日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改造。他强调的所谓乡村文明，既不是与都市文明相对立而存在，更不是要使中国乡村走上畸形发展道路，而是要使乡村文化普遍提高，物质技术日趋前进。完成后的乡村文明，近代都市的长处不妨应有尽有，即“乡村都市化”。梁漱溟自信，他基于中国社会实际而设计的这一理想模式，不仅在中国实现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其成就也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发展给予一定启示。
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体系看，他的这一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个道理，就是他始终强调的中国社会结构不同于其他国家。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问题，自从中西文化冲撞以来，人们从各个角度进行过不同分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多以西方近代或中古社会为参照系，所作结论就难免有点无类比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西方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就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以及生存机制等方面看，这种差异比比皆是。因而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仅以西方社会为参照，似有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