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众多救国方案中，最引人注目和激动人心的莫过于认定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囊括了左中右各色人等。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衰落，特别是农村经济的破产，其原因不尽在农村本身，而最主要的还在于国际资本主义侵略。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优越的政治、经济势力，在不平等条约掩护下，以商品为武器侵入中国农村，使农村经济基础开始动摇，数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粉碎。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是中国农村、农业衰败的根源。
当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卷入国际大循环，外国资本强势当然会对中国经济特别是脆弱的农村经济造成伤害。不过，从内因外因的层面去考察，梁漱溟认为外国资本的强势进入只是中国农村破产的外部条件，而国内连年的水旱灾害以及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才是中国农村破产的内部原因。由于中国内部政治上没有力量，没有形成“惟一最高的国权”，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应付国际环境。
循此逻辑，那么打倒军阀，解决中国社会的内争问题，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是不是梁漱溟所得出的结论呢？否。梁漱溟认为，近代以来军阀拥兵自重，左右政局，确实妨碍了社会进步。从表面上看，军阀虽然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历史动态上，从抽象关系上观察，军阀问题仍然是中国问题的表象而非原因。要铲除军阀，必先铲除军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必须触及中国社会本身。否则，如果就军阀本身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则势必是以暴易暴：旧军阀消灭了，新军阀重新出现，形成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所以，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关键仍在于中国社会。
平心而论，梁漱溟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在为帝国主义和军阀作辩护，因为他从来没有否认过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两大障碍，只是在解决方式上，梁漱溟不主张从外在因素着手，而试图寻找事物何以然的内在原因，从中国社会本身去寻找解决方案。简言之，也就是用乡村建设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建立繁荣富强的新国家。如此，所谓帝国主义，所谓军阀等问题自然不难解决。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只是把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作为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而在斗争实践中，也是以农村问题为突破口，发动和领导农民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基本结构，所以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就显得非常重要，始终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的重要环节。
梁漱溟天才地预见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点与中国共产党的思考有某些一致处，然而在如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方面，梁漱溟则始终走着根本不同的道路。梁漱溟认为，中共遵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分析去观察中国社会，又从苏联那里照搬一些社会主义原则去改造中国社会，这显然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脱离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很难获得成功。梁漱溟始终认为，中国革命不出于其社会内的客观要求，而实发动于少数先知先觉。这些少数先知先觉策动并左右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进程，这与欧洲革命因其社会内部问题而爆发的情况根本不同。因此，欧洲问题的解决，未尝不可像苏联那样借助于斗争方式，但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人于历史上为世界最尚理性的国民，甘于服善而耻于用暴，所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决不能采用斗争方式，必当遵从理性之途。
在梁漱溟看来，中华民族今后要想有新生命新创造，就必须遵从自己的传统，遵从理性的原则，而不是照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通过分化化解中国社会内部构造，重建中国社会。梁漱溟预言，中国如果真的不幸而遵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那么中国社会必将进入一个动**不已的周期，不可能有积极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