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中，能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相匹敌，或者说能够打个平手的也只有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平教会的领袖和主要成员差不多都来自国外，或者受过高等教育，具有非常鲜明的思想意识，他们的活动是受其理论支配，而不是感情用事地去从事什么乡村建设、农业复兴。
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时的梁漱溟
平教会领袖晏阳初通过对定县乃至中国社会实际情形的考察和研究，认为中国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只是“愚、穷、弱、私”四个问题：
所谓愚，就是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智识，简直就是目不识丁。比较科学的估计，中国人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
所谓穷，就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温饱无定，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活程度、生活水平，能够存活已经是天大的幸事。
所谓弱，就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处于一种病态，所谓“东亚病夫”大致反映了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状态。人民的健康状况，生命存亡，完全依赖于天命，自生自灭，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等，在中国农村根本就不存在。
所谓私，就是中国人的本性就是窝里斗，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缺乏公民训练，而以内哄内斗为能事。
晏阳初认为，由于中国人具有这样几种缺点，由于这几种缺点简直成了中国人的根性，那么在中国人的根性不能有重大改变的前提下，什么建设事业都是谈不到的，所以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设法解决“愚、穷、弱、私”这四个基本问题。而要根本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就需要平教会正在从事的四种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
熟悉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晏阳初的这些分析并不完全是他的创造，胡适于1930年探讨中国现状时，就认定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是怎样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个大仇敌”。胡适指出，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中国人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中国人中最多只有几个稍微有钱的人，哪里有什么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就崩溃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中国？岂不是因为中国人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丧失了抵抗的能力？所以，仅仅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个大仇敌”。
胡适这“五鬼闹中华”的说法影响很大，晏阳初由胡适的这个说法演绎成“愚、穷、弱、私”四个字，就是把现象作本质，以具体事例作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把解决愚贫弱私这四大基本问题作为平教会的奋斗目标，尤以除文盲做新民，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作为平教会的工作核心。
对胡适、晏阳初的这些主张，梁漱溟素来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既不是什么“五鬼闹中华”，也不是一个个具体的贫愚弱私等问题，而是中国为什么存在这五鬼，这四大问题。也就是说，胡适所说的五鬼、晏阳初所说的四大问题，只是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仅仅知道这些病象是不够的，必须往深层去追究中国社会何以如此的真正原因。
梁漱溟强调，当时的中国不是贫愚弱私，不是五鬼闹中华，而是贫者益贫、愚者益愚、弱者益弱、私而益私的问题。当日中国正是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如果就事论事，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的视线，就难以找到问题的症结。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抓住根本环节，眼光放远些，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否则，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某些具体措施，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从理论上说，梁漱溟撇开具体问题，试图抓住根本环节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较胡适、晏阳初等人稍高一筹。他把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视作一个系统工程，视为一个整体，当然是更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