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到达时，具体方案已由彭学沛召集部分参议员，会同国民政府内政部、实业部等有关主管机关大致草就，其基本精神就是组织乡村工作团以补助中央及地方行政所不足，工作项目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乡村工作团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工作范围可以巡回于各处。
这个方案就本意讲固然很好，但在梁漱溟看来于事实无益有损，因而不愿附和。他指出，这个方案如果从负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看，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的事，不便付给这样的工作团去做；即使是抗战宣传、农业改良等事情也不便由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插手添麻烦、乱手脚。而在乡村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显然也无法开展工作。至于如农业改良之类的事，也断不是平素无认真研究的人所能做得好的。梁漱溟批评政府制定的这个方案，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不如不做。
由政府与参议会合作拟定的方案既已不妥，但这件事情不去进行恐怕也不对。梁漱溟的意思是，凡事不做则已，要做便须条理清楚，责任分明。知识分子下乡从事抗战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点缀的方式应付，显然于事无补且有害。要利用知识青年做抗战动员工作，必须将这些青年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们真正知道事情的难处，不要说风凉话，要使他有责任在身，没有办法躲闪，将心思精力都用出来，无余留，事情才能办好。这样，必须回到梁漱溟先前向政府所提出的建议，即建立全国总动员的系统机构，必须改造现行的地方行政体制，乃至现行的教育制度。
梁漱溟这些意见讲出来，一些参议员及参与起草方案的人无不吃惊，都觉得梁漱溟的修正建议牵动太大，谁也没有这个勇气。适逢在河北经年从事乡村工作的晏阳初也为此事被邀到南京，梁、晏二人相约面见蒋介石，陈述所见。恰好那天黄炎培、江问渔两位乡村工作专家亦有事约见蒋介石，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梁、晏差不多。于是他们四人就一同陈说，大意以为抗战必得广大社会的支持，民众必须动员。然而农民生活太苦，对国家无亲切之感；内地闭塞，缺乏知识，对抗战多不了解。平时人才钱财都集中在城市，乡村简直如旷野沙漠，在抗战时期决不应听任如此，而要下功夫治理才行。他们又指摘当时的抗战动员工作缺点甚多，并顺便提出一些改进办法。
对梁、晏、黄、江的意见，蒋介石表示乐于接受，随即指定他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在旁的张群从中协助。
梁漱溟等人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曾数度集议，并一度与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商谈，政府方面也将关于抗战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给他们参考。他们一方面对这些法令草案提出数十条意见，一方面紧张工作，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为慎重起见，他们请政府在个别省份试行后再推广。然而，由于上海战局发展迅速，中国军队已退出战场，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事业和大本营都在上海，于是黄炎培急欲回沪一视；晏阳初亦因湖南工作正忙，急欲回湘；江问渔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委托梁漱溟一人起草。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待梁漱溟起草完成，中国军队已撤出上海，11月16日，国民政府开始西迁，这个草案虽经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转呈蒋介石，但在那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仅是一纸空文而已。
当政府西迁之初，曾安排专门的轮船先送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离开南京，梁漱溟因事并未同行，而是先到安徽巢县一行，11月21日由巢县再返回南京。此时的南京由于政府迁走，人去城空，已无往昔繁华情形，只有部分留守部队仍驻守在那里，基本上成为一座空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