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国人粗分为知识分子、军事人才、普通民众三种。知识分子、军事人才，又各分高下等级和门类。除配合于第一系统者外，皆有计划地分配于第二系统上中下各级，大小各单位。务使每个人各有其岗位，又互为有机的配合，适宜的分布，要它从乎一定的计划，发生预期的作用。
五、凡事要有条理，要有系统，要有计划，便有一大前提，是即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在中国几乎等于没有。欲使其从无到有，只能由粗入密，以渐而进。知识分子领导民众之第一工作，将为此事。一面凭机构作调查，凭调查作计划，凭计划去工作；又一面从工作中随时修正改进其调查、其计划，乃至其机构、其系统。如是而后，系统乃日进于合理，计划乃日进于正确精密。
六、包括第一、第二的全部系统是一部抗战机构，愈到末梢愈落于被使用的工具地位。然而国家主体亦正在此基层民众。我们要政治民主化，应就以下层每个最小单位如一街一村还而为国家主体所由构成之一个细胞，给他们以申达其痛痒要求的机会，却不必盲从于近世议会制度。
总而言之，梁漱溟通过对国家行政以迄地方行政系统、教育制度、政治改造等进行重新设计，既向统制集权方向走，又注意到政治民主化，注意国家主体的痛痒。这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抗战时期政治民主运动的先河。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山东方面的韩复集原对应战有所准备，然而至8月初转而有保存实力避免作战的表示，遂引起梁漱溟的忧虑。8月2日下午四时许，韩复集由南京返抵济南省府，梁漱溟闻讯即以五时许往访，交际处副官说：韩主席刚进门你就来了，你的消息真灵通。不过，你不能即刻见到韩主席，因为他在和日本驻济南领事等三人谈话，他们是应韩主席的约请来见面的。
当时任翻译的朱经古事后告诉梁漱溟，这三个日本人中，有一个名有野的，是日本驻济南领事，另外两个是日本武官和日本居留民（侨民）会会长。谈话内容是韩复架向有野等声明三事：
一、外间传说中央任命我韩复集为抗日右翼总指挥，非事实。
二、外间传说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我韩复集指挥军事，亦不确。
三、日侨回国与否，听日本人自便；凡未离济南者，照旧保护。
半月前，韩复集曾促日侨回国，而现在又愿意保护，可见其态度发生了变化。
韩复架刚从南京归来态度即发生变化，显然与南京政府尤其是蒋介石的态度有关。梁漱溟急于见到韩复集，除了观察韩本人的态度外，也有打探南京政府态度的目的。韩复集告诉梁漱溟，他去南京之前，曾于7月28、29日一连两个电报，要求蒋介石下令各路同时出击，蒋回电说，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待30日韩复集到南京面向蒋请示机宜，蒋还是不谈什么。他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待临走时蒋介石对韩复集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韩复集无奈地告诉梁漱溟：“我哪里明白他的意思呢？我是胡里胡涂去南京，又胡里胡涂回济南的。我看蒋介石并无抗日决心。”
蒋介石此时不向韩复集明确表明态度，是因为他个人对中日关系未来的演变还没有足够的把握，是战是和，还处在犹豫不定之中。这自然无法向韩复集表达清楚，从而使韩复集不得要领，心存幻想，以为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或许如往常那些冲突一样，不致演变成全局性的战争，更不致于中日全面开战。基于这些观察与判断，韩复集从南京回到济南的当天便紧急约见日本领事，又布告市民应镇定，禁造谣，传谕商店开门营业。
梁漱溟听了韩复集的介绍后，也感到非常困惑，他不仅担心韩复集对日态度的变化，而且更担心南京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决心可能生变，于是他决定再去京沪一行，往晤友朋，以便弄清时局动向，尤其是要访问蒋百里先生，以便向他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