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邹平，梁漱溟只停留了三天，就返回济南，准备转赴庐山，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谈话会。过济南时，梁漱溟找韩复集，说韩不在，他就找韩的秘书长张绍堂。张与韩通了电话，韩要张以韩复集的名义给蒋介石写封信交给梁漱溟带去庐山，大意是说韩复集的部下将领有在庐山受训的，请蒋尽快让他们回来，以做好应战的准备。再就是向蒋提出补充防空武器如高射炮等要求。张在电话中还转告韩，刚刚收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来电，说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妥协，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等。韩听后在电话上笑了，并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想借机调动力量；仗是一定要打的，日本人不拿下北平是不会罢休的。
7月10日，梁漱溟离济南去南京，准备转赴庐山。可是由于卢沟桥战火已起，华北局势愈加紧张，庐山的谈话会不再开下去，梁漱溟遂于7月23日由南京返回济南。韩复集要他带给蒋介石的信，梁漱溟在南京就交给了行政院的蒋廷蔽，请他转交蒋介石。
梁漱溟是一个最肯动心思的人，他既然决定投身于民族抗战的洪流中，遂于8月中旬公开揭示自己思考所得，即“应付当前大战”的三条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在梁漱溟看来，这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何况中国此次对日作战必须作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将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在梁漱溟的意识中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节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的意思。
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本意在此。
综合起来说，梁漱溟认为，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一切国力化”。当然，梁漱溟也承认，这三条都是理想，距离事实现状甚远。例如中国事向来无系统无条理，国家的真正统一也不过十年时间，而政治民主化已经说了三十年也始终没有做到，如何能够在仓卒顷刻之间取得成功？并且在应敌抗战之时利于军事独裁，又如何能在此时讲民主？此时讲民主，又怎样才能不贻误军事？
梁漱溟充分意识到，他的这三条原则虽好，可惜事实难以做到。如果能够拿得出办法来，亦许多少能做到几分；再加随时讲求，不断练习，亦许逐有进步。如果没有办法，则这三条原则只是好听的理想话而已。为此，梁漱溟又提出十四条具体办法，其大意可约之为六点：
一、全国军队固然要有其编制系统，全国国民亦要纳入一大组织系统中，以配合于军队系统。前者假定为第一系统，后者假定称为第二系统。两大系统的上端，总统于一最高统帅部，而且两大系统在下面亦处处是相配合的。
二、第二大系统虽大致不异于平时行政机构，然此时要在领导国民直接地或间接地应战，国民之一切活动悉受其节制，人力物力悉资国用，其工作之繁难复杂百倍于平时，尤以下层机构直接民众者为最。故应发动全国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担负下层工作，随事运用教育功夫，完成其军令政令所赋予的任务。
三、第二系统大致仍以市统街坊，以县统村乡，上下系属，节节相制。而下层单位宜小不宜大，旧日保甲等制度必须改变，寓教育于行政之中，而隶行政于军事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