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这两项原则，梁漱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提出从两个方面加以预备和注意：一是要“加强政府的统制力量”，二是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与能力。
关于前者，梁漱溟认为，中国政府首先必须能够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以多数国民为后盾，否则政府就不可能真正有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中国社会内部种种不通的情形、上下不通的情形统统打破与扫除，一定要想法子能够通融上下之情。然而，当时的情形在梁漱溟看来实在是隔膜得很：不但中央政府，乃至于省政府，实在是跟农民，跟乡村的痛痒不太相关，政府不能够跟乡村跟农民同一个痛痒，根本不相关系，政府没有得到多数国民作后盾，彼此感情并不相通，政府与国民，政府与社会都很隔膜，很对立，这种状况不要说无法坚持持久战，恐怕临时的应付也难以完成。梁漱溟强调，只有唤起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使民众与政府同心合力，打通政府与社会、与民众之间的隔膜，才能赢得抗战胜利。
不过，正如梁漱溟所意识到的那样，加强政府政治统制力最有效的办法，并不仅仅是感情的相通，而有一个实际的物质利益问题，政府如果不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切实改善民众生活，限制官僚豪绅的违法殃民行为，口头的呼唤与承诺无论怎样也不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至于后者，梁漱溟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在全面抗战前增厚国民抗敌情绪与能力的重要性，以为抗战全面爆发前不作这种实际功夫，而只是在报章杂志上空谈抗敌，那是没有用的。他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的时候，中国乡下人对于国家缺乏感情，这是因为国家对于人民没有多少好处，无从生出感情来。要使政府能够得到国民作后盾，一定要使国民的抗敌能力与情绪大为增强。国民抗敌的情绪能够增厚，也就是国民与政府的情绪上下相通，痛痒相关。如果不能打通政府与国民间的隔阂，打破彼此不相关的情形，甚至于多数农民还受到政府的祸害，那么中国决不可能实施全面抗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提出的两条原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下之情果然得通，则国民的抗战情绪必然增厚；民众果然有了组织和训练，其抗战能力增高更不消说。
要国民有应付国难的能力，这就要靠社会的机构，要靠社会的组织，要靠大家有条理，也要解决许多法律制度问题。不如此，便不成系统，或者机构不灵敏，也就不能有能力，因此为了应付抗战，对国民进行组织训练是必要的。这种训练不一定是军事训练，而是集团行动的训练，是一种广义的教育功夫，就是在人多或土匪横行的时候，不要自乱自毁，自己打自己，自己糟踏自己，而要能够有条理，行动敏活。这种团体组织生活，既需要能够出头指挥的领袖，也需要慢慢地养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认为他们正在从事的乡村建设工作，就是要乡村居民养成一种团体生活习惯，因而这个乡村建设运动就其本质而言，还是积极救亡的工作。
梁漱溟的这些思考或许是冷静的分析，但值此国难当头仍把抗敌救国与乡村建设强作临时的与根本的划分，显然在许多热心组织抗战的人看来，可能是对当时日趋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冷漠、怠工，混淆了内外之别，颠倒了轻重次序，因为在那些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看来，抗日救亡运动是一种对外斗争的革命工作，而乡村建设乃是一种反对斗争，并与革命对立的和平建设工作。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的危机就在眼前，缓慢而不容易见效的乡村建设运动无法挽救民族危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