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外交摩擦已有很久的历史，中日必将一战，似乎也是那时中国人的一般判断，只是从政治层面上说，大家总觉得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的准备还不是很充分，总是希望推迟中日冲突的爆发，尽可能地做好准备。于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梁漱溟坚决主张不要受中日外交局势的影响，而应该脚踏实地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即便中日之间不得已而开战，中国自身力量也必能战而胜之。所以，在全民抗战爆发之前数年间，梁漱溟依然潜心于他的乡村建设试验。
1936年访问日本时与友人合影 （前左1为梁漱溟，3为朱经古，后左起为黎涤玄、黄明立、秦亦文）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要必归于乡村，只有真正解决了乡村问题，只有农村获得真正的恢复和重建，中国的其他问题才能获得解决，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才能获得真正的加强，也才有力量抵御包括日本在内的强邻或帝国主义的入侵。
从日本可能对中国发动的进攻和中日两国将要交战的背景考虑，梁漱溟认为，悲观主义和速胜论都要不得，日本一旦对中国发动进攻，其脱离本土的作战决定着它不可能速战速决，有力控制中国本土；而中国面对日本的进攻，即便没有全面的、有力的抵抗，即便不能很快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但中国以其广袤的疆土和众多的民众作旷日持久的战争，以时间换空间，那么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为此，梁漱溟在抗战爆发前提出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必须依靠蕴藏在民众中的“无限的兵力”，以民众的力量弥补眼前不足的有限兵力；二是“不求摧敌于一朝”，树立持久观念，与日本军队作“持久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梁漱溟对抗战前景的估计是不错的，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分析的那样，中日战争不是别的什么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从日本方面说，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然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加上内外矛盾，使日本不得不举行空前的大规模的冒险战争，从而进一步激化日本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对立。日本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虽然很强，但由于日本国度比较小，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而从中国方面说，中国的经济力、军力、政治组织力虽然落后，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同时，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加上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国际进步势力的支持，中国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因此，毛泽东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人只要克服了无组织的状态，就能将日本侵略者置于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中国人一声大喊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梁漱溟虽然没有毛泽东那样透彻精辟的分析，但毫无疑问他的致思路向和所得结论与毛泽东大体一致：他们都看到了民众中蕴藏的巨大潜力，都看到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
但是，在如何抗战的具体步骤上，梁漱溟的想法显然与毛泽东有着巨大区别。梁漱溟认为，在国际形势吃紧，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侵略步伐的条件下，全民抗战无疑是第一位的工作。然而，单纯讲求国防、军备，恐怕不是好的路子，不是真正知已知彼的办法。比较理想的办法，是中国应当在种种的短处当中选择那种勉强可能走的路子，那就是充分依靠民众和进行持久战争这两个不可更移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