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中，彭禹廷的年龄稍大，曾任冯玉祥的秘书，而冯玉祥由王朝俊介绍，曾于1924年邀请梁漱溟到南苑军营为其军官作过五次演讲。梁漱溟此时正对中国未来前途深感困惑，虽然提出“农业立国”的想法，但始终不敢自信。所以，我们现在虽不知道梁漱溟在冯玉祥军营中的演讲内容，但其讲谈自己近年来的思考，似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彭禹廷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在冯玉祥的司令部里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汲取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想。
冯玉祥的势力控制住河南后，河南政治局面一度安宁，但社会秩序却一直没有根本好转，匪祸连连。由于一些土匪不仅形成规模，而且拥有武器，赤手空拳的农民面临土匪骚扰时，往往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有鉴于此，河南明智之士先后在各地发起“乡村自卫”、“乡村自救”运动。彭禹廷也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在其家乡豫西镇平进行地方自治试验，注意建立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组织，并将这个组织逐步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民团网络。按照地方联防协议将各个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设法维护地方治安，克服连年不断的匪患。
彭禹廷的试验肯定还与他的同学王柄程的思想倾向有关，王柄程就是最早提出乡村自卫乡村自救的人。大约1921年，王柄程就发表有《国民武装论》，主张乡下人武装起来防匪防兵，解决军阀问题。稍后，王柄程将中国古代兵制以及近代举办团练的成法、外国兵制等进行综合考察，著有《农村自卫研究》一书。王柄程不是空头理想家，他不但写文章进行鼓吹，而且身体力行进行实践，在乡村保卫的工程上、器械上都非常用心思，在乡下将农民组织起来，配备必要的武器装备，差不多是一种比较开明的红枪会。
经过一段时间试验和观察，彭禹廷和王柄程都意识到武装农民的想法可能过于幼稚，乡下农民知识不够，武装起来比较容易，但管理起来太难，且容易盲动，成为农村社会的新祸害，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意识到过去只着重剿匪与自卫并非长久之计和根本解决，必有治本办法，健全人才，从训练青年学生入手，方能奏效。1929年7月，彭禹廷将他们这些想法向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集作了专题汇报。韩复集是冯玉祥的老部下，深知冯玉祥的政治立场，自然同意彭禹廷等人的建议，经省政府决议，责成彭禹廷筹办河南村治学院，训练青年学生，为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准备人才。
河南村治学院是经省政府正式同意设立的机构，只是这个机构的所有费用并不需要省政府拨款，而是由王柄程筹集。
王柄程字怡柯，汇文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法政学堂，但所学实际上是财政而非法律，毕业后担任河南省政府教育款产处处长。
在王柄程之前，河南省的教育经费由省政府统一划拨，后来教育界为了保证教育经费充实和专款专用，经省政府同意专门成立教育款产处，自行征收并支配教育经费的使用。然而在教育款产处创办之初，不论是征收还是使用似乎都不太理想，征收来的款项，比原来由省政府财政厅所收的数目还少。河南的教育尤其是教员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许多学校只能给教员打白条，无法足额发放。
河南省政府成立教育款产处，使教育经费独立运行，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是中国教育界多年来的呼吁和追求，然而这个好思路并没有得出必然的好结果。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机构在管理上实行委员制，委员制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负责，大家又都不负责，不惟不能维持局面，反而形成瓜分之局，每个委员都推荐人去做各县教育经费征收大员，这一百多个县就是一百多个肥缺，就是各方面力量角逐的阵地，大家一门心思去争取经济上的私利或小集团利益，哪里还有心思去为教育征收经费、管理经费。一个好的主意就这样给糟蹋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