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乡村建设未来蓝图的设计显然具有浓厚的空想成分，这种空想可能与中国传统思想诸如儒家、墨家的影响有关，梁漱溟的思想成分中有儒家伦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重要因素，他的行为又总显现出墨家爱无差等的下层社会理念和民粹主义倾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出家人的精神做着入世的工作。
理想影响着现实，精神境界决定着工作效果。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期待，使他在那个时代愿意投入全副精力，走到乡下，与老农为伍，这对一个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言，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29年春，梁漱溟一行离开广州北上考察各地乡村建设状况时，原本计划很快返回广东，在那里等待大局变化，寻找进行乡村建设试验的机会，因为广东的主政者李济深、陈铭枢、伍观淇等，毕竟都是梁漱溟的老朋友，感情深厚，且对许多重大政治、文化，特别是中国前途等问题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看法。
然而当梁漱溟到了北方后，广东政局确实发生了变化，只是这个变化不是对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更为有利，而是相反。3月21日，蒋介石下令将李济深软禁在汤山，原因是当蒋介石打击桂系时，李济深不仅不出手相助，反而暗中帮助桂系，与桂系联络以图推翻蒋介石。
蒋介石囚禁李济深，激起两广方面激烈反抗，此后，两广之间，战祸连年。既然政治靠山李济深已离开广东，那么梁漱溟便没有再回广东的必要，此后留在北方，借居清华园，欲将近年思考所得写成《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旨在从政治、经济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等几个层面分析中国民族过去、现在与未来，旨在强调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惟一出路。
当梁漱溟正在准备材料，构思写作方案的时候，却于1929年夏因王朝俊的介绍，得以结识被誉为“河南乡村建设运动三剑客”的梁耀祖、彭禹廷、王柄程，迫使梁漱溟参预到一件原先没有预料到，但也与自己的期待、想法相差不是太远的事情中，并为此耗去几年精力。所以《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并没有写完，仅留下一个粗略的目次。
王朝俊是梁漱溟的老朋友，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及，他是山东政界很有实力的政治大佬，此时正在担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与冯玉祥、阎锡山关系颇深，深受二人礼遇。就文化理念而言，梁漱溟素来留意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立言不同于俗，王朝俊引为同调，雅相契重，并不断将从梁漱溟那里耳食到的一些观点传播发挥，并借助梁漱溟的一些观点批评当时盛行一时的欧化、俄化思潮，回归中国传统，纠集同志，草拟建国方案，深信我中华立国自有其道，而这个道就是所谓乡村自治。
基于这种认识，王朝俊在北平组织机构从事研究，编辑出版《村治》月刊，宣传乡村自治理念，又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结合，在河南辉县筹办村治学院，用局部试验验证乡村自治理念。
在当时地方军阀或政治实力派中，阎锡山一直注意地方治理、乡村复兴和秩序重建；而冯玉祥得到一些文人学士的指点，欲与蒋介石抗衡，处处注意民生，注意建设。而他们两人与王朝俊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王朝俊的事业自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或者，王朝俊的所谓事业也不过是在为这些军阀或政治实力派办事或粉饰而已，所以，《村治》月刊在经济上接受阎锡山的资助，而河南村治学院则得到冯玉祥的同意和支持。
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者除王朝俊外，还有彭禹廷、梁耀祖、王柄程这所谓的“三剑客”。
彭禹廷、梁耀祖和王柄程三人都是河南人，早年都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创办的汇文学校的同学，彭禹廷、王柄程两家比较穷，而梁耀祖家里相对比较富裕，在北京读书时，梁耀祖在经济上给他们二人很多帮助，三人成了毕生朋友，据说结拜为把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