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周恩来、董必武与邵力子、王世杰、陈诚等五人就蒋介石交给的几个问题商谈多次，然而一个也解决不了。到了7月12日，这些问题原封不动地交还给蒋介石，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他自己跑上庐山避暑，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蒋介石违背人民的意愿，倒行逆施，发动内战，势必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因为，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休养生息。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人士十余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内战，争和平，群情激昂，其规模声势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群众公推的代表马叙伦、蒉廷芳、阎宝航、雷洁琼等人在游行队伍的欢送下，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前往南京，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实现和平。
当天下午，和平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立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精心策划指挥的自称“苏北难民”的大批暴徒的围攻和毒打。暴行前后延续达五个多小时。马叙伦等四人身受重伤，记者与在场的欢迎人员有十二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立即与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并赶往医院探望。梁漱溟也于6月25日与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联名致信国民党上层人士，揭露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信中说，这次下关惨案，“情节离奇，遐迩莫不惊异”，然“并非全由下关之军警不得力，而突出于一种特务活动，人所共见，不容否认”。因此，他们再次提请国民党“切实考虑”，“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证人民之各项自由”。
上帝令其毁灭，必先让其疯狂。遗憾的是，国民党已经到了利令智昏、孤注一掷的时刻，他们不仅听不进梁漱溟这些“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的意见，反而对第三方面民主人士恨之入骨，视若仇雠，不惜大开杀戒，将手枪对准这些文人学士。7月11日，下关惨案血迹未干，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街头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15日，又在昆明暗杀中国民主同盟另一位中央委员、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
李闻案件的爆发，举国震惊，第三方面尤其是中国民主同盟不得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此时身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其忙其忧可想而知。
7月12日和16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连续发表两篇严正声明，称李公朴、闻一多之死，不仅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巨大损失，而且是全中国人民的损失。为了这两位英勇的民主战士的死去，全国各界，无论知与不知，自当同声痛哭。不过，在这悲痛的时刻，尤其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一再宣称保障自由、保障人权，实际上是“以特务恐怖政治摧残人权，破坏民主和平运动，并不惜以最阴险最狠毒之手段杀害民主人士”。这些惨案的相继发生，“实乃法西斯反动派决心放弃以和平民主方式解决当前国是问题，而悍然采取最卑劣最无耻的暗杀手段，消灭民主分子，以配合正在展开的全面内战，公开向全国人民进行全面进攻的具体表现”。
李公朴被害的消息当天传来，民盟中央负责人都正在上海，梁漱溟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公朴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正凶没有捕到，好像无法证实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是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特务手段行其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