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决定脱离现实政治的依据是政协会议的成功，而迫使他不得不再停留在现实政治中的原因恰恰也在这个政协决议上。
政协决议对中共和梁漱溟等第三方面来说，当然是一个成功的决议。但对国民党而言，由于损失太多，便对政协决议稍有不满，对决议的贯彻执行构成一定威胁。这些威胁几乎在政协决议通过的一刹那就已存在。
1946年1月31日上午8时，政协在国民政府礼堂召开综合小组会议，清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商决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会议一直开到下午2时，才对各项问题取得最后一致的意见。一个小时后，国民党中央就在离政协会议不远的中央党部召开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议，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在会上大吵大闹，顿足嚎叫，哭诉政协决议使国民党一切都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宪法草案十二条原则把1936年5月5日立法院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中确立的党国一体、总统集权等原则破坏无遗了。他们对政协决议尤其是宪法草案表示不满，而蒋介石则一任他们哭闹，一言不发。直到最后，蒋介石才说：我对宪法草案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留待将来再说。好在这仅仅是一个草案，且为党派协议，还有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到将来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很显然，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并不准备将政协决议付诸实施。
国民党、蒋介石对宪法草案原则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权力的分配上。这个草案基本推翻了孙中山毕生鼓吹的五权宪法，接受了张君励吸收英美宪法而设计的内阁负责制。凑巧的是，孙科希望做行政院长，因此在宪法草案酝酿过程中点头承认张君劢的设计而不如实向蒋介石汇报，待到生米做成熟饭，蒋介石也只好忍气吞声先让宪法草案获得通过，待将来再俟机推翻。
国民党方面对政协决议的不满直接导致了国内冲突不断发生，内战的阴影一步一步地逼近。2月4日晚，梁漱溟应邀在沧白堂报告政协情况，朦胧灯光中，不断有特务从后面乱扔石子打人。到了2月10日，陪都各界在校场口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议一开始，特务就借机闹事，大打特打，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都挨了打，梁漱溟刚上主席台几分钟也被逼下台。
那天特务散发的传单，主要是反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由此可见国民党方面对政协决议的仇视。
鉴于这样日趋严重的情况，在国民党内受窘的孙科、邵力子被迫向中共和民盟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要求，周恩来遂于3月15日宪草审议会上表示可以让步。不料，中央社次日发布的消息语气过重，有失实之处，使延安方面大吃一惊。
当时，梁漱溟为了向中共领袖当面说明他退出现实政治的心迹，正在延安逗留，听了周恩来回来后的介绍和毛泽东的意见，遂于25日搭乘周恩来的飞机一同回重庆，再次为现实政治效力。
回到重庆，梁漱溟又观望了一段时间，为创办文化研究机构的事曾一度飞往昆明。4月18日，梁漱溟从昆明飞回重庆，而恰好这一天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较量初见分晓，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东北局势又一次引起国内外瞩目。
同一日，马歇尔也从美国回到重庆，与周恩来约谈。之后，马歇尔于4月22日派人找到民盟，希望民盟出来帮助调停。民盟当然无法推卸此责，盟内的一些负责人便纷纷劝梁漱溟参加奔走和平。梁漱溟考虑到内战不停，文化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于是只好跟在大家后面奔走和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