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条件不足以实现宪政，不独表现在多数人消极容忍乃至暗自欢迎袁世凯之流的行为，而且因为这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实现宪政的政治条件。宪政之在中国，犹如无根之物，单凭几条宪法文字，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作用。
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梁漱溟无意中国实现宪政，而永远维护传统格局和现状。恰恰相反，正因为梁漱溟对宪政在中国实现的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因此，他的努力与认识比起那些赶时髦、瞎起哄更有价值。梁漱溟强调，当务之急不是制定几条文字，而是要从实处培养国民的民主意识，由民族的全体日益觉醒，而最终自然而然地实现宪政：“自然就好，不自然必出毛病。假如生产力没有增进，文化水准没有提高，而早行普选，不是给少数人以盗窃民意之机会，便是决大计于众愚而误事。”在抗战胜利在即时，不是不谈宪政，但不要为宪政而谈宪政，不要离开团结与民主这一根本问题，只有解决了团结与民主，那么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种具体的解决办法，果为朝野各方所公认，而且信守不渝，梁漱溟以为这就是一种顶好的宪政。基于这种认真的考虑，梁漱溟决计不应蒋介石之召，而在桂林过着隐居式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中国开始由战争状态转向和平建设的时期，民主宪政实现的可能性大增。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在此后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蒋介石又先后发出两封类似的邀请电。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中国国内和平的办法，避免内战发生。
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以及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艰难的和平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唇枪舌战和智慧较量，国共双方终于在10月10日签订会谈纪要，在和平建国等基本方针上达成共识，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从字面上看，国共两党代表签署的《双十协定》除个别条款与梁漱溟的理想和主张稍有差异外，总体上还能使梁漱溟感到满意。面对这种日趋好转的国内政治形势，梁漱溟在广西贺县八步乡村的家中不禁暗喜，觉得“国难已纾，团结在望，过去所为劳攘者今可小休，今后问题要在如何建国。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认识老中国即莫知所以建设新中国”。然而，梁漱溟这几年为了抗战，为了各方团结，未遑就此问题向各方面申说意见。现在“大局已有眉目”，梁漱溟决计从此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于中国文化研究，以期在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方面有所贡献。
不惟如此。在梁漱溟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证明，西方近代以来的人生态度“将届功成身退，代之者便是原初中国人生态度”，未来世界的新思潮“将是对于中国人生之领悟与采取。中国就是以其人生态度贡献给世界，而为世界和平奠立其基础”。既如此，梁漱溟便义无反顾地退出现实政治，而致力于文化问题、人生问题的探究。
基干这样一种考虑，梁漱溟决定离开贺县八步，并特地致函几年来在现实政治上与他一同尽力的李济深、李任仁两位朋友，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心迹，然后经梧州到广州，希望找到一处更适宜做文化研究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