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将梁漱溟转移出国统区，并不仅仅是中共的意思，民盟中的许多朋友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劝的。只是梁漱溟有自已的考虑，他对这些建议，这些好意，一概婉言谢绝，他愿意在桂林以静制动。他的意思是，抗战胜利在即，国共两党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他虽然与蒋介石、国民党有些不愉快，但还不到彻底闹翻，靠到中共一边的时候。为了保持他将来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以及保持他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的能力，梁漱溟不愿就此完全倒向中共。
不仅不愿倒向中共，在整个形势格局不明朗的时候，梁漱溟也不愿倒向国民党，而宁愿保持独立的几乎被冷落的地位。1943年秋，国民党在国内外的压力下，重弹宪政老调，邀请各方面人士参加，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自任会长，以各党各派人士为委员，并电邀梁漱溟去重庆参加。在重庆的民盟朋友也希望梁漱溟尽快参加。然而，这又被梁漱溟几乎不假任何思考而拒绝。当然，这次拒绝与上次拒绝中共略有不同，除了不愿“一边倒”之外，还有见解上的分歧。
国民党之所以急于实行宪政，决不是为了多给人民一些自由和民主，恰恰相反，是为了限制乃至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原来在此之前不久，国共冲突日益严重，国内分裂日趋明显，一些在野党派纷纷提出改革政治，加强团结，根除纠纷，以利抗战的“治标”方案，但国民党对这些方案根本不予理睬，而向人们许诺不容易兑现的宪政方案。加上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登台，以宪政为号召，更促使蒋介石下决心以宪政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人为地制造一次又一次宪政热潮。
根据梁漱溟素来的见解，对中国来说，宪政可以远图，而非急务：“我绝不是说宪政在中国没有前途，不过像这样以宪政作手段玩，是难望它由此而成功的。”欧美式宪政不合乎中国社会实际，平时为然，战时尤然，战后亦然。当前最急迫的问题是求得全国团结，党派合作。国民党若真有诚意，那么就应当先解决党派问题、军队问题，树立并且实践民主精神与信念：“今日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宪政虽为远图，而民主精神则为眼前所急需。”
梁漱溟的这一观点，初看起来极为矛盾，一方面反对政府“促成”宪政的努力，另一方面鼓励和希望政府实践民主精神，将宪政与民主视为互为对立的两件事。这一貌似矛盾的理论，正是梁漱溟思想见解的独特之处。因为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研究，梁漱溟认定欧美式的宪政在近期内不可能在中国实现。
按照梁漱溟自述，对自清末以来的宪政运动，他并不是从来就持这种态度。起初，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自然是渴望宪政在中国早日实现。那时候，谈宪政的人多半集中在“开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制”两点，心目中所向往的是英国式的宪政，榜样便是东邻日本。当时人都相信，日本从一蓑尔小国而能一战胜中国，再战胜俄国，全为实现宪政之效。日本人既可以学习西方而成功，中国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因此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绝不会发生宪政可能不可能的疑问，而只是估计到程度深浅可能与日本、英国有所不同。
然而，清廷从九年预备立宪，轻而易举地拒绝了即开国会的请求，并将各省国会请愿代表驱逐出京，遂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清廷失望，转向推翻清朝的革命。辛亥后，民国建立，宪政应该有希望，结果一经袁世凯破坏，再经北洋军阀的玩弄，宪政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宪政运动也由此进入后期，即将寿终正寝。其何以如此？梁漱溟说，这决不是袁世凯、曹锟、段祺瑞等人的罪过，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条件使然：“个人的意识不是凭空来的；更且离开社会的支持，个人是没有力量的。说支持，不一定要积极支持而后为支持；消极容忍他，亦便是支持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