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询问案是问政府在改善和充实农会方面有何计划：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廿五条，有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为抗战而动员之意。在各职业团体中，应以农会为最关重要，诚以民众动员大部分为农民之动员也。各地农会素来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只临时为应付选举而设。究应如何改善而充实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计，请答复。
此案当时经政府中的军委会政治部答复说：本部对于农会正在一面调查，一面计划改善，现尚无可报告。于是梁漱溟在第二次参政会上再提询问：事隔几个月，究竟调查所得如何，改善计划确实否？请答复。而这次忽然变了，由行政院经济部出来答复，说本部调查得全国农会共有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改善计划早经确定并已实行云。这桩事不知到底应当归谁掌管。
第三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四条，有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简单化合理化，并提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之文，又风闻内政部于省县各级制度，亦曾有改订拟议。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对于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办理行政人员训练外，并已涉及制度之变更。究竟此一问题在中央正计划者如何，已实行者如何？请答复。
此案政府回复说，已有提案到会。会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内容涉及各省县制度、保甲制度，还有省县参议会问题。这是属于内政方面的，应归第三审查委员会审查，而梁漱溟正负第三审查委员会召集人之责，当时经过颇有许多曲折，结果仍不得其详。
国民参政会在召开第一次会议后，梁漱溟力辞驻会委员，主要是担心随着参政会继续西迁，他会离那些坚持在山东、华北等地继续抗战的学生越来越远，他不愿离开他的朋友学生而躲到后方，早在1937年12月刚到武汉时他便对人说：“你们向南我向北，你们向西我向东。”其意在于不愿意离开抗日前线。
会后，梁漱溟先到衡山，又折回武汉，以安排山东乡村工作人员回鲁抗敌，本拟再留武汉一段时间，但因参政会随政府继续西迁，梁漱溟只好与他的那些朋友学生暂别，随参政会到西南大后方去了。
入川后，梁漱溟内心仍不安宁：与豫北、山东抗敌前线的朋友相隔太远，消息阻断，对于前方既不能有所尽力，遂决定在西南大后方择一要紧问题而努力。
在当时，对于西南大后方来说，无疑以补充兵员，大量征集，加紧训练为第一等要事。而兵役问题，恰办得不好，谈者莫不疾首蹙额。在乡村已痛苦不堪，而国家亦得不到好兵源，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这对素来对农村问题无限关怀的梁漱溟来说，当然不容坐视，不容躲闪，而应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既能减少乡村的痛苦，又能为国家求得好兵员。于是梁漱溟开始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尽力之道。
梁漱溟对兵役问题的关注已有一段时间了，他在本年中曾到四川调查研讨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兵役问题办不好有许多原因，而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征兵法规形同虚设，不仅所行另有命令指示，而且下层办理的实际情况与上级的政令指示亦多有不合。于是国家法制为一事，政府政令又为一事，实际办理又为一事。他建议，如欲改善征兵工作，必须将三事还为一事，要求政令符合于法制，实际办理者将合于政令。简言之，就是认真依法征兵。
当然，兵役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书本上的事，一面要在乡村调查，汇集事实；一面要向政府主管方面寻求了解，除法令外并及办理的实际情况。在这两方面梁漱溟皆有机缘可资进行，恰又遇到一批热心于此事的朋友和社会大众的帮忙。
梁漱溟有一位朋友，“中国农村社”的王寅生，曾在武汉主持“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的座谈会，因而相熟。这次相遇于重庆。彼此谈起来，相约于此致力。二人外，又约了孔庚、吕超等人。吕超为川军前辈，现任国民政府参军长；孔庚为辛亥元老，又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积极参与“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对农村及兵役问题有很深的感受。梁漱溟认为，借他们的资望地位，许多事情就比较好办，于是他们四人联名发起兵役问题座谈会于重庆。
其时社会各方面正为兵役问题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踊跃参加，而兵役负责机关亦时常派员出席说明。此一座谈会，不断举行，从1938年9月亘续至一年以上，实为难得盛事。到1939年10月，又正式改组成立“兵役实施协进会”。
座谈会的讨论使梁漱溟获益匪浅，他的一些想法逐渐成熟，方案也日趋完善。稍后，梁漱溟拟成具体计划，于全省动员机构、兵役监察系统、出征军人家属协助委员会、出征军人家属联合会各有所建议。这些建议一面须得行政当局了解采用，一面须得地方有资望有信用的省县乡各级领袖热心出头赞助才行。那时就四川说，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王缵绪自为征兵负责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挥他的则为军委会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关于兵役一事，重庆行营实居主脑地位，倒不是军政部直接来指挥军管区。王缵绪一面，梁漱溟在6月间已和他谈过此事，于是梁漱溟决定继续找他谈谈，寻求支持。然而最要紧的，在梁漱溟看来，还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张澜，又与梁漱溟相好。至于四川教育界上熟人亦甚多，而且教育界素来明通。政府和地方两面肯积极做，教育界大家帮忙，兵役改善似乎是不成问题的。
9月末到10月初，张澜已被梁漱溟说动，愿意为改善兵役这一大问题努力。他们就偕同访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商量。张群正为兵役办不好发愁，闻言十分欣喜。对于梁漱溟所说的三方面配合的原则极表承认，对于张澜肯帮忙如获至宝，马上即从人的方面、费用方面，分别筹计有着。正好王缵绪自蓉来渝，又一同商谈极洽。10月7日，张群、张澜、梁漱溟随王缵绪同飞成都。双十节省政府全体宣誓就职后，即按照预定步骤，第一步先改组省动员机构。
在各方面积极推动协助下，改善兵役运动初期进展顺利，并在四川乃至全国范围内发生相当的影响，1939年10月正式改组成立兵役实施协进会。然而到了后来，“各方面缺乏互助，事情不好做”；参与此事的四川省籍人士消极，梁漱溟“一个外省人无所用其力，就自动退下阵来”，离开了成都，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
四川的事从此罢手。但梁漱溟仍将改善兵役的意见办法贡献于参政会。当时参政会同仁注意此问题者正多其人，他们曾借江庸参政员的家庭聚会来交换意见，交给梁漱溟起草提出，是为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的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提出后交付审查，结果又是梁漱溟自己做的审查报告（因为深夜审查，被指定的委员多不到）。此案“照顾较周”，经大会通过，并作了若干补充，咨送国防最高会议，交下行政院军委会办理。结果仍是没有结果。
改善兵役问题成了梁漱溟那几年一个重要的心病，又过了3个月，到1939年2月初参政会第三次会议时，梁漱溟虽有事在外地未能出席，仍参考到各地访察得到的各种事实，就改善兵役托朋友提出几个建议案。
然而遗憾的是，1940年有人就梁漱溟等人发起的改善兵役运动进谗言于最高当局，经蒋介石召吕超面谕，梁漱溟、吕超等人发起组织的兵役实施协进会被迫解散，一度轰轰烈烈的改善兵役运动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