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梁漱溟曾到位于河南省东南部的潢川及湖南长沙一行；5月，前往河南南阳及豫西镇平。河南、山东是梁漱溟先前数年工作的重点，他同一班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师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梁漱溟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梁漱溟与他们建立了很深的关系，时刻惦记着他们的安危。中国军队大规模向大西南撤退后，这些学生、朋友因各方面的原因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八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南阳镇平。
到镇平的时候，负责组织这些人员撤退的山东济宁专员梁耀祖不幸病倒了，梁漱溟前来实际上是代梁耀祖管理这支队伍，并代梁耀祖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接头，期望陈诚将这支队伍收编。这支队伍有教员、学生、干部，还带有一些壮丁，壮丁并不空手，而带有八百条枪，还有十几万元的现款。他们暂时住在镇平城外的一座大庙里，随时准备返回山东抗日。
山东乡村建设同仁的后撤大致是有计划进行的，他们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任命先前追随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的秦亦文为大队长。1938年9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入鲁。
在将这些撤退到豫西的乡村建设工作者安排妥当之后，梁漱溟于6月入川，往返于重庆、成都各处，跑来跑去，无非为了抗战。
在成都，赶上四川省政府召集十八个行政专员和保安副司令开会，商议兵役问题。省政府代理主席王缵绪与梁漱溟相识，于是邀请梁漱溟出席指导。梁漱溟那时于实际的兵役问题尚未调查清楚，无从指点，只就办理征兵几个大条件来说明其办不好之故：
甲，政令统一，事权统一。
乙，秩序久定。
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层机构充实。
丁，人口户籍清楚。
梁漱溟认为，现在就全国说，初见统一；就四川一省说，亦是初见统一。其政令的统一，事权的统一，以事实上未曾就绪，多谈不到。秩序久定一点，就全国说，好多地方难讲，就四川说，亦正难讲。若地方制度，则自清末以至现在三十余年纷更不已，未得确立；下层机构，更是人才钱财两俱缺乏，距离“健全充实”四字不知差有几千里远。人口户籍一向虚伪造报，无可依据。四个基础条件没有，兵役当然也就办不好。
还在四川的时候，梁漱溟就接到消息，要求他返回武汉参加将要召开的国民参政会。
早在抗战初期，梁漱溟即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列名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成立于1937年8月，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聘请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为参议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
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成立之后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国民党真诚抗战的体现，当然也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的覆盖面受到很大的局限，人数太少，工作也不是太规范，因而还不可能将此作为战时民意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