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离延安，毛泽东与梁漱溟话别时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反杜林论》，你应仔细读一读。后来梁漱溟确实照办了，慢慢地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慢慢地对他和毛泽东之间不了了之的争论也有了更多理解，从而也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努力了。
在西安，梁漱溟略作考察，30日便转赴开封。2月2日到山东曹州与往时一起从事乡村建设的朋友会晤。那时的山东，除鲁西鲁南一角，几乎全部沦陷，先前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那些人多退入河南境内或鲁西南。2月5日，梁漱溟应李宗仁之约抵达徐州，一面与散处那里的乡村建设工作者恢复联络，一面写成《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和《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合印为小册子散发。
《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的大意是检讨过去，策励未来；《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除具体工作指示外，主要目的在于试图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抗战与乡村工作的基本关系。梁漱溟指出，乡村工作在平时的目标为建设新社会，完成中国革命。但在今日，在全民抗战已经兴起的时候，乡村工作则应转移其目标于抗敌，于抗敌之中进行新社会之建设。在这总目标下，则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方面作出相应的变动：在政治工作中，启发民众政治意识，养成其组织能力，引导其政治生活趋向民主化；在经济工作中，促进农民合作，养成农民适应环境之自主能力，使经济重心转移于乡村，经济生活趋向社会化；在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树立坚强的有形无形的国防基础等。不难看出，梁漱溟把抗战与建国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看，虽时有侧重，但要不离其根本理想。
为了指导山东乡村工作同仁抗战，料理山东工作的善后及部署，梁漱溟在徐州北关农场前后滞留了一个月。3月3日回到武汉，准备尽心从事毛泽东叮嘱的统一运动，争取将国共两党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演变成各党派的共同纲领。然那时国共两党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已陷于停顿，其根本原因似乎是蒋介石试图利用国共合作的机会将全国各党各派混合为一党，这自然引起坚持既联合又独立的中共不满，终于使共同纲领的起草胎死腹中。梁漱溟想求得全国各党派进一步团结的事，亦不便再谈，只能另谋机会。
正在这个时候，武汉有一个“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常常召开座谈会讨论前后方农村问题，梁漱溟素来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因此便中参加几次，注意力遂又转移到抗战时期的乡村工作上。
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梁漱溟和一些关心农村问题的人借研究所召开座谈会的机会，商量向国民党提出几个关于农村问题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指出抗战需要依靠农村，而战前农村的破产和战时农村的扰乱却是那样的严重，为了使农村担负起抗战的重任，他们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专门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设计的总机关。另一个建议强调抗战要从农村供应粮食，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因此要求政府当局对农业教育、农业改良、农业推广的机构加以调整健全并使之统一。第三个建议是有关保甲制度的，希望当局改善并充实地方下层机构。这三个建议都不是梁漱溟写的，但部分地代表了他关于战时农村问题的想法，并经他手交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句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提出，只是这些建议都没有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