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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梁漱溟从乡下赶回重庆，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已经结束，但中共问题丝毫没有解决。于是，梁漱溟与张澜连夜又找到张群，仍提出成立委员会的事。梁漱溟对张群说：我梁漱溟为国民党打算，认为那个委员会应当赶快成立才好。要知道在抗战四年中，中共一天一天长大起来，就是国民党的失败。这失败由于三点：

一是遇事含糊，没有清楚明白的解决，陕北边区到底合法不合法，即其一例，其他类此甚多。

二是遇事拖延，不能迅速解决。此事例亦甚多。

三是单靠武力和特务警察来制止共产党的发展，没有得到舆论的有力援助。类乎我们这样的中间力量第三方面一般人均不愿说话，是其一例。

梁漱溟继续对张群说，共产党就在国民党的这三点失误中成长壮大。要想补救，必须改正前失。那个委员会就是最好的办法，一切问题可在委员会上有清楚明白的解决，并且马上解决，不予拖延；解决时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讨论，自必有正义公道；万一某方违背诺言，自由行动，则社会舆论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

苦口婆心的梁漱溟希望当局不要以为那个委员会是只利于共产党和第三者的。他还向张群表示，蒋介石为中共问题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筹划，所以我们第三方面都盼望你张群能帮助蒋介石。

梁漱溟的适度恭维很使张群受用，张群闻言似颇以为然。他说他明天将返回成都，十天后再来重庆，希望梁漱溟等人亦继续努力。

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结束后，中共问题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没有时限的督迫，只是梁漱溟等第三方面仍自我感觉是个问题，总想设法尽力。3月13日中午，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四位联名在一心饭店请客，被请的都是参政同人，而以中共参政员为主要对象，当下由众人公推褚辅成、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及梁漱溟五个人共负继续进行之责。

翌日（14日），周恩来应邀同蒋介石谈话。蒋介石询问延安意见。周恩来提出新四军事件、二月份政治压迫、防地问题、扩军问题、饷弹未发等，要求见被国民党扣押的叶挺，并按中共十二条解决。周恩来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找他谈话，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共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缓和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个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蒋介石正走着哄字。周恩来将谈话情况电报毛泽东，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毛泽东电复：先解决小问题，但大问题绝不放松。

周恩来与蒋介石见面对梁漱溟等第三方面是很大的鼓舞，因为很久以来，至少自上年冬以来，周恩来屡次求见蒋介石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叶剑英与军令部一位次长接洽。因政府认定中共问题系军令军纪，叶剑英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在军令部系统之间必须服从，不必进行多少商量。而周恩来则代表中共，蒋介石之所以不见周，即不愿将中共问题演变成党对党的问题。此次忽然约见，意必有话商谈。梁漱溟等人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因为见面总比不见面好，谈谈总比不谈好，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此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

国共关系的缓和给梁漱溟等中间派人士很大的鼓舞，使他们觉得更应该利用关系缓和的契机将先前提出的那个委员会组织起来，因为从比较长远的观点看，大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那个委员会。适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亦向第三方面同人表示委员会事仍可商量进行，梁漱溟遂与一些朋友根据从前提出的四条意见草成一个委员会组织章则草案，并经王世杰精心修改。大致有这样几条：

一、名称定为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

二、委员定为十五人，设常委三人。委员人选不限于参政员，意在军政实际负责人参加。

三、蒋介石委员长为主席。因事缺席则指定一常委临时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