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31日，梁漱溟从乡下赶回重庆，原本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正式成立等问题与各方面进行磋商，然而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遂使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只能与调解国共争执的活动穿插进行，积极与各党派洽商调解办法。而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预定于3月1日召开，中共希望在会议召开前对皖南事变能够有一个“说法”，而国民党希望待到会议召开时在会议上提出和解决。国共关于皖南事变善后的纷争将严重影响国民参政会能否顺利举行。
2月15日，毛泽东等中共七位参政员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申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表示在政府未予采纳，未予裁夺之前，他们七位参政员“碍难出席”将要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形势高度紧张，大有国共两党完全决裂，触发内战的危险，梁漱溟等第三方面的人士自然无法坐视不管，他们义不容辞地奔走于国共之间调和。
奔走连日，各方面提出了不少的方案和建议，但根本不见成效。2月22日，梁漱溟和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李璜、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冷遹、章伯钧、张申府等十五人集会商谈，期望再以第三者的立场劝说国共。商谈结果，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三人负责起草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依据。当晚，梁、左、罗三人交换意见，并委托梁执笔。23日晚，梁漱溟起草这样四条意见：
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
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梁漱溟写好这四条后，通知各位于翌日（24日）下午三时集会，大家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修改，便以年齿为序签名。第一名张澜，第二为褚辅成。褚辅成为国民党老前辈，素不存党派成见，此次亦自愿签名。除章伯钧、张申府两位未签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数。
十六人签名的一份，又在四条前后加了头尾，作为一封信的方式，待转呈蒋介石。
对于中共方面，梁漱溟等人则约与周恩来、董必武面谈，开诚布公交换意见。周谈话甚多，总其要点，不外两层：第一层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中共愿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第二层表示第三方面提出的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亦即不成问题。这是25日的事。
27日上午11时，蒋介石指定与黄炎培、张君劢、张澜、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见面相谈，诸位除了向蒋介石面呈梁漱溟手书的那四条外，又加口头说明。大意着重两点：一点是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方为根本杜绝纷争之道；一点是国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即其一例。第三方面不多要求旁的东西，只要求兑现，要求给第三方面监督兑现的权力。
对于梁漱溟等人的两点说明，蒋介石皆表示甚以为然。总体来说，就是接受梁漱溟等第三方面的建议，可以组织那个委员会。至于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则嘱咐梁漱溟等人去劝说中共方面，并约第二天再见面。
从蒋介石官邸退出后，梁漱溟等人将蒋介石的谈话大意即刻转告周恩来、董必武两位。除中午一度谈话外，当晚复在油市街四号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由黄炎培、梁漱溟、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等人与周恩来、董必武切实商讨，请中共撤回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恩来、董必武始终没有答应，仅允电延安请示，谈至夜半始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