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10日这一天，刊有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的《光明报》终于在香港街头各处公开发售，与广大读者见面，至此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才知道民盟的成立。香港当局见此情况，当然不免大吃一惊，立刻派由英籍警官率领的警务人员来到报社，查问究竟。梁漱溟等人就以广告账目本出示，上面填写有刊登广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广告费数目，以表明《光明报》是按广告刊登，并且手续完备。来检查的人抓不住报社的任何把柄，就按照账本上写的姓名、住址去查找那要求刊登广告的人，而姓名、住址等都是梁漱溟等人事先编造好的，因此港英当局自然是什么也找不到。
民盟成立宣言等文件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称这一事件是抗战期间中国民主运动的新推动。
然而，由于这样重要的文件不具名发表，使其影响力、信任度也有所削弱，国际各大通讯社记者起初多以未具负责人的姓名而不肯接受；后由陈友仁、陈翰笙二人译成英文，并担保此事属实，而后各外国记者乃拍出电报，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一般舆论，亦以不具名而产生怀疑，未能引起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界更有力的同情。
更有甚者，在执政的国民党方面，也首先借口于此，对民盟进行大肆攻击和谩骂，指示各级报刊一律不准发表报道有关同盟成立的消息和评论，企图将同盟扼杀于襁褓之中。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指责中国民主同盟“招摇撞骗”，称“在公在私俱绝无所闻”，“绝无其事”，大骂同盟有意变更政权，破坏抗日，是“第五纵队”等。更指使在港的国民党报刊围攻《光明报》，策动港英当局搜查《光明报》社。
那么，梁漱溟究竟在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中说了些什么，引起各界那么多的重视，而又在同盟内部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争论呢？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由梁漱溟起草，由在港的民盟成员讨论通过。而政治纲领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由梁漱溟根据原拟的十二条改写，寄回内地，内地同盟成员一字未改退还梁漱溟发表。因此，这两个文件不仅是同盟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研究梁漱溟当时对国事主张的宝贵资料。
宣言指出，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为近年来所少有的好转，首先是国人团结抗敌，使各国人士刮目相看，承认中国不可征服，遂使民族自信心大增，中国民族摆脱外国侵略的枷锁似乎为期不远；其次，国人同仇敌忾，捐弃前嫌：地方对于中央，各党派对于执政党，无不竭诚拥护，上下内外居然统一景象，为民国成立以来所未有。
但是，在这番景象的背后，也存在着深刻的危机。面对将要取得的胜利，各党派不仅不能协力以制敌，反而内力相削，坐失时机。宣言称，瞻望徘徊，可忧实大，深惧国不亡于暴政，功不败于寡助，而自丧其前途：“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非统一。”
对于执政的国民党，宣言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而是寄予厚望，希望国民党能像抗战初期那样，广泛延揽各界贤达、在野人士，组织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这样的民意机构，团结各方，集中意志，挽回大局，与各在野党彼此应互以理性相见而视大众趋向为依归。宣言强调，现在的大众趋向，就是军队必须国家化，国家政治必须民主化，反对军队中成立党团组织，反对利用武力从事党争。结束党治，实行法治，实现民主精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自由，尊重思想学术自由，保障合法言论及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这是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基本前提，也是抗战建国之本。所有各在野党派都应及时调整与执政党不相妥协的政策，督促和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宣言的这些主张，除个别提法不甚合乎梁漱溟的一贯用语外，基本上代表了他以及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的理想期望。很显然，这些期望是一种超前意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主张虽然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推行，但实际作用甚微。不要说执政的国民党不能接受，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在野党也难以全部承认。但宣言提出的这些政治主张，确实体现了现代政治的发展趋向，特别是力主将行政化的政府与政治化的政党、军队加以区分，这不仅是医治东方专制主义弊病的良药，而且无疑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精神。如军队国家化，要求军人忠于政府，不得参与国内政党政治，简化了军队的职能。果能如此，或许可以防止军人利用武力扰乱政治。无奈，政治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国民党倒可以利用这些口号推行军令政令统一，借机取消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然而，正如张群曾当面奚落梁漱溟时所说的那样，国民党的生命在军队，蒋介石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梁漱溟真是个书呆子。书生议政，纸上谈兵，梁漱溟这班知识分子在这些问题上确实充分体现了上层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一厢情愿的迂腐、软弱性格。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的纲领》与成立宣言的精神基本一致，是把宣言中表现的思想条理化。但个别内容如第四条，梁漱溟起草的原稿有“拥护国民党执政”的明文，后被改为“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因此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恼怒，并出现民盟“有意变更政权”的说法。
按照梁漱溟的本意，他决不想得罪国民党，他只希望国民党能更有些“出息”，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梁漱溟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乃至蒋介石本人都关系融洽，国民党对梁漱溟“想要拉拢之意甚殷”：1938年同意他访问延安，1939年赞助他巡视华北、华东游击区域，1940年梁继邹韬奋之后去香港，国民党方面也并未加以“阻断”。但是当国民党得知梁漱溟参与组织同盟，来港办报，隐然与国民党相抗后，不仅蒋介石本人多次动怒，而且不断有人迎合国民党的旨意给梁漱溟添麻烦，最终导致梁漱溟与国民党彻底闹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在香港的这段日子，是其一生政治生涯的关键时期，他因国民党对他的不信任和越来越多的钳制、捣乱而极为恼火，开始由与国民党疏远而逐步过渡到与国民党相抗进而倾向中共的道路上。
在同盟成立宣言等文件发表后，旅港的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秉承国民党的旨意，邀梁漱溟与他们同去重庆参加11月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被梁漱溟拒绝。接着，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自重庆来香港，带来蒋介石盼梁漱溟回重庆一谈的口信，李石曾甚至对梁漱溟说：“介公之于先生，亦犹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并通知梁机票已由吴铁城的弟弟备好。结果，梁漱溟再次辞谢，拒不赴会。最后只好由正在香港的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两次亲自出面，邀梁饮茶于告罗士打酒店的雅座，劝梁漱溟去重庆会晤蒋介石。杜月笙对梁漱溟说：重庆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去重庆，有什么主张尽可以与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并表示他杜月笙愿陪梁同去同回，意即担保梁不会被扣在重庆。梁仍表示感谢，并答称他的言论主张不外是民盟大家共同的主张，民盟总部现在重庆，有张君劢、左舜生诸人为代表，因此无需他梁漱溟去重庆，而且他受民盟委托驻港，自应留此。
这个答复显然不合乎梁漱溟的一贯思想和行为方式，我们不会忘记几个月前他是怎样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的，谈总比不谈好。很清楚，梁漱溟此时内心深处相当明白：他和国民党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弥合了，因而他不愿做这种无谓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