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光明报》创刊之后，经费仍感拮据，遂决定由梁漱溟去新加坡一带向华侨募款。为了此行，梁漱溟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带炎热气候下需穿着的白色西服。不料他一上船就碰见了国社党《国家社会报》社长徐傅霖。徐见梁漱溟也搭船，首先开口问梁漱溟去南洋干什么。待梁漱溟说明此行目的后，徐傅霖便怒色相向，毫不客气地对梁说：“民盟是由许多政治党派组成，也包括了我徐某所在的国社党，如果民盟去募捐，国社党就无法再募。我们二人同去，捐款者将只给你，而不会给我；你梁漱溟去了，我徐某将空手而归。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
徐傅霖态度之强硬，实在出乎梁漱溟的意料。徐是民国初年的老国会议员，年龄又比梁漱溟大许多（当时梁漱溟四十八岁，徐傅霖已六七十岁了），梁漱溟只好念其年近古稀，不忍挫败其事，惟有自甘损失，大度相让而已。一个钱没有募到手，还报废了花上百元港币买得的一张头等舱船票。不料事过不几天，日本即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很快沦入日军之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梁漱溟也会滞留在东南亚一带，难于回归祖国大陆了。
同盟内部的争斗，不仅表现在经济利益上，而且表现在政治见解的冲突与分歧上。早在重庆拟定同盟政治纲领十二条时，就在是否分别发表问题上有过一番争论，最终达成谅解，迁就黄炎培和职教社的意见，即不到适宜时机不发表。然而，到了7月初，黄炎培又托李政由重庆带来密函并抄件，主要意见是为了避免刺激国民党，对原来纲领十二条发表八条，保留四条，且于发表的八条中对诸条文字亦有删改，如第二条删除“结束党治”四字。保留的四条主要包括反对由国库负担国民党费用、反对特务机关等，这些在梁漱溟看来为人们的衷心要求，因而难以接受黄炎培等人保留的提议。
黄炎培的密函还提出，鉴于职教社的特殊情况，请梁漱溟及在香港的民盟同仁对外间为他和江问渔保守秘密，否认他们参加同盟；对于预定1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黄炎培主张除海外同仁可不出席外，在内地者均应出席。
对黄炎培的意见，梁漱溟深不以为然。梁漱溟以为黄炎培旧事重提，徒增分歧，于是在7月10日致电黄炎培：“要事待商，盼即来港。”
不料，黄炎培不仅没有立即前来香港商量，8月3日，梁漱溟又收到罗隆基自昆明托人带来的密件，开列在那里召开的非正式会议所商决的二十余项事情，远比黄炎培的信件指示更详。
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只好约集在港的民盟成员于8月12日集会，报告黄炎培、罗隆基先后来信，众人无不愕然，一致认为民盟纲领不能分别发表，而删除最有份量的条文更难同意。民盟一切主张，应认定原先商定的“发表于会（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前，商洽（与当局商洽）于会外”的原则，不必预先作出席或不出席参政会的决定。至于为黄炎培、江问渔二人保守秘密，即奉指示，自当遵守，但事实上黄炎培、江问渔二人参与同盟的事务早已尽人皆知，故意掩盖，徒资笑柄而已。
梁漱溟不仅对在港同盟成员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分别致信内地的一些民盟负责人，阐述自己的立扬，认为这些问题涉及根本，在根本问题解决之前，提议报纸筹备工作暂时停止进行。一切留待与内地负责人特别是与黄炎培面谈后，再作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