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经济上困难不小。在筹备之初，只有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章伯钧每人各拿出国币一万元，梁漱溟除了参政员的津贴外无积蓄，只出了六千元。四川的刘文辉资助了四万元；又通过缪云台的联系，龙云资助六万元。梁家世交李国卿的弟弟在美国成了大富翁，也给梁一笔数目可观的资助。无奈国民政府的法币不值钱，约四元才能兑换一港元。但开办之初，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注册要交押金，请律师也要钱，还要付纸张、印刷等费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紧张得很。当时范长江负责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见到梁漱溟就问：“怎么还不出版呀？”梁漱溟回答说：“你还看不出来！”不久，范长江来找梁漱溟说：“有南洋某侨领愿资助你们办报，只要你写个收据就行了。”梁漱溟说：“写收据还不容易。”随后范长江送来四千港元。有了这些钱，特别是有了中共驻港办事处和救国会海外组织提供的帮助，遂使筹备工作逐渐有了眉目，创刊有了可能。
国民党方面对梁漱溟的行踪及《光明报》的创办早有察觉，他们不能容忍第三方面以独立姿态出现，因此曾派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赶到香港，与港英当局接头，企图阻止梁漱溟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名义办报。无奈刘维炽还是晚了一步，待他赶到香港时，梁漱溟已办完所有注册手续，并交纳四千元港币的押金，请好了律师，已算是合法报刊，便不能由港英当局任意取缔了。
刘维炽当然不愿就此罢休，他利用各种关系四处活动，唆使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对《光明报》多方刁难。为了避免和减少麻烦，梁漱溟在报纸创刊之前听从朋友们的劝告，破天荒地购买一些礼品，十分勉强地去拜访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
东西送了，话也说了，然而等到报纸创刊的那一天，这位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仍然给《光明报》第一天的报纸开了“天窗”，而且是在发刊词上。梁漱溟前去交涉，这位负责人解释道，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待。并说，你们报上的文章如果发表在《大公报》上可以不删，可是登在你们《光明报》上就不能不删。于是，报纸大样天天送检，开天窗成了家常便饭，许多文章被删节得文句不通，无法卒读。连梁漱溟在报上连载的长文《我的努力是什么》，也被删节得不成样子。
对外斗争还好说，而同盟内部的纷争最可恨，也更令人心寒和心烦。可以说，梁漱溟在香港办报的这段时间，是其一生中精神上感受烦恼痛苦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报纸虽然开始出版了，但经济上仍十分拮据。梁漱溟因单身一人在港，自定月薪一百元；经理萨空了里里外外地忙，又有家眷在港，开支大，梁漱溟为其定月薪二百元，仍入不敷出；出于友情，梁漱溟每月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半资助萨空了。
报纸的经费如此紧张、困难，然青年党的曾琦还要往报社里安插闲人。本来报社已任命李炳海为副经理帮助萨空了工作，并使报纸走上了轨道，而曾琦忽然又推荐其党徒陆光荣当副经理。添人就是要增加开支，理所当然地遭到梁漱溟的拒绝。于是曾琦、陆光荣二人邀梁漱溟去茶楼谈判，再三要挟。最后，平日貌似文雅的曾琦竟对梁漱溟说：“你如此坚持己见，拒不接受，我们便不再是盟友，我将以敌人来对待你！”这自然使梁漱溟感到很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