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解释自有道理，经稽查站向重庆上级特务机关请示，他乘坐的汽车在次日被放行。梁漱溟继续前行，终于经贵阳到了桂林。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是梁漱溟早就相识的朋友。广西大学那时在桂林郊外约六十里的良丰，此处景色宜人，像个大花园，梁漱溟就住在那里，并应雷沛鸿的邀请讲学约两个月，讲的内容就是后来梁漱溟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一部分。
梁漱溟的目的地是香港，他之所以在桂林停留一个时期，除了有迷惑重庆的意思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买不到去香港的机票。5月初，时任抗战公债筹募委员会秘书长的黄炎培前往南洋募捐，并通知梁漱溟他将在回程途经香港时与梁漱溟相会，商量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办报纸的事情。梁漱溟找到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由李的秘书黎民任打电话向航空公司担保为梁漱溟购机票，公司说要向重庆有关方面请示，在拖延了一阵以后，终于弄得一张5月20日飞往香港的机票，黄炎培恰好于这一天飞返重庆，二人失之交臂。
5月20日，梁漱溟只身乘飞机离开桂林前往香港，随行没有带一个人，到港后由李济深的长子李沛文驾车到机场迎接，并先暂住于李家。后又迁往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的家中。许地山是有名的作家，笔名落花生，先前主要在北京工作，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也是研究印度哲学思想的专家，很早就与梁漱溟相识。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积劳成疾，许地山于1941年8月4日下午2时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梁漱溟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几经迁移，梁漱溟租到一座楼房一层的一间小房间，以此作为报社社址和宿舍，梁漱溟才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处，室内只能摆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
在重庆公推梁漱溟代表民盟赴港办报时，本曾商定张君劢、罗隆基二位随后也将来港协助，但他们始终没有来。黄炎培也在梁漱溟到港的同一天返回重庆。于是有关筹办报纸的事宜，梁漱溟只得会同当时在港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商讨办理，如青年党的曾琦、国社党的徐梦岩、宪政党的伍宪子、东北同乡会的周鲸文、第三党即后来农工民主党的张云川、桂系的甘介侯等人。在筹办过程中，梁漱溟还与当时在港的许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接触，他们自然都对民盟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来介绍梁漱溟与他联系的。廖承志在与梁漱溟见面时表示尽可能提供方便和帮助，并委托《华商报》社长范长江代表中共常与梁漱溟保持联系。临创刊时，有人又劝梁漱溟出面宴请在港的茅盾、夏衍、金仲华等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
梁漱溟去香港没有带人，所有的办报班子都是到港后筹组的。8月，梁漱溟接到重庆民盟同人的信，决定由他任报社社长，经理则由梁漱溟推荐萨空了担任。其余编辑人员等，多靠金仲华等人介绍，总编辑是俞颂华，负责新闻版的是羊枣，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报人。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民盟自己的报纸《光明报》终于赶在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创刊。
《光明报》取名得益于范长江的启示。有一天，梁漱溟碰见范长江，他与梁漱溟提起当时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范说报贩叫卖时多喊出许多报名，而《国家社会报》往往被略去，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易上口，叫出来也不响亮。后来梁漱溟与范长江二人共同议论的结果，就取名《光明报》。
梁漱溟在香港创办的《光明报》 （报名题字为梁漱溟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