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争论，自然不应从道德上进行评判，而是思想性格、认识程度、利害关系的不同而使然。在梁漱溟，他的性格从来就是认准了的路就一定坚决走下去，无论将有多少困难和危险，他都有一种一往直前的追求精神。从本意上说，梁漱溟此时并不想和国民党闹翻，作为敌对力量。但他又感到，目前的国民党委实令人失望，他的理想与追求如果仍毫无保留地系在国民党身上，将不可能有实现的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所要的效果正是要对国民党有所刺激，使国民党正视他们这些“第三方面”力量的存在，采纳他们的主张，实现他们的理想。一句话，在梁漱溟的意识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他们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的政治砝码。
不论同盟内部有多少分歧，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毕竟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重庆秘密成立起来了。然而，同盟要想站得住脚，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言论机关，必须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只是在重庆显然不能实现这一点。
按照同盟筹备之初的既定计划，他们将在香港创办一份同盟的机关报，并内定由宣传部长罗隆基主持。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在同盟成立后，罗隆基并未能及时去香港，而委托梁漱溟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去香港创办报纸，主持言论，宣传民盟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同时决定黄炎培、张君励、罗隆基等人尽快赴香港协助梁漱溟。
离开重庆前，梁漱溟于1941年3月18日专程到曾家岩五十号，拜访中共中央在重庆的负责人，通报将去香港的计划，希望得到中共的谅解和帮助。周恩来对梁漱溟香港之行深表关切，叮嘱他到香港后即找中共在那里的负责人廖承志接头，有什么困难可就近请廖承志帮助解决。
由于不久前邹韬奋不辞而别，逃离重庆，国民党对重庆管理特别严，梁漱溟根本弄不到从重庆直飞香港的机票，只好计划先乘长途汽车经贵阳到桂林，再作打算。3月29日一大早，梁漱溟乘汽车离开重庆。
汽车途经第一站是距重庆九十公里的綦江。车刚刚停稳，旅客正准备下车略事休息，有个人打开车门上车问道：“梁漱溟参政员在车上吗？”
梁漱溟不明底里，随口答道：“我就是。”来人就说：“请下车，到我们那里喝喝茶。”
至此，梁漱溟感到可能出了情况，便不愿下车，表示时间有限，不下去了，谢谢好意。不料此人却一再坚持请梁漱溟去喝茶。梁漱溟终于明白过来，他已经遇到了麻烦，看来很难像邹韬奋那样逃离重庆了。
梁漱溟不愿下车，稽查站就不放行，于是全车被扣在綦江过夜。当梁漱溟提着小皮箱在汽车站附近寻找投宿的旅馆时，看见墙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为“张轸”，职衔是“警备司令部分区司令、陆军补充兵训练处处长”。
张轸别名翼三，河南罗山人，过去经河南友人介绍与梁漱溟见过面，也算是老相识了。在一个小孩的指引下，梁漱溟找到了这个训练处，见到了张轸。梁漱溟一见面就问：“稽查站你指挥得了吗？”张轸回答指挥不了。
当夜梁漱溟就留宿在张轸的办公室。晚间闲谈，谈起征兵，因为所谓“陆军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就管的是此事。张轸说：“惨得很！壮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枪毙。为了防止逃跑，睡觉时将拉来壮丁的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张轸说着竟为之落泪。梁漱溟问他为什么不向上级反映。张轸说他曾向何应钦说过。何应钦听后摆摆手，或摇摇头，不了了之。
稽查站不愿放梁漱溟走，是因为担心梁漱溟像邹韬奋那样出走，而梁漱溟反复向他们解释说，他的目的地只是到桂林，他是应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的邀请，到那里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