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没有党派产生的条件，但毕竟在中国产生了诸多政党，这是什么原因呢？梁漱溟将之归为中国社会之外的原因引发而起的。也就是说，假如中国不和外部世界接触，中国便不可能产生这些党派。不过，中国问题虽然具有外部因素，但说到问题之解决，乃又重在内部。只有求得中国本身的真正进步，完成文化、政治、经济的补充改造，中国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假如上面的分析不错，那么梁漱溟的逻辑结论则是，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政党对外国政党的模仿都不免是一个错误。散漫的中国社会只能合拢为一，而无法建立或不应建立排他而立的党派。只有中国社会合拢为一，才可以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否则，在当前抗战建国任务下，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不便于抗战，更不利于建国。
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不是中国政党的正确选择。中国政党的正确选择，在梁漱溟看来，即是从联合中求统一。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多党意志不能集中之弊，另一方面又可避免主一而排他之弊。梁漱溟将此称为“二重组织”。即个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体为“二重组织”。这种方式既非多党制，亦非一党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中有一。这种方式既非有分无合，亦非合而不分。而是合中有分，分而后合。不难看出，梁漱溟的这个设计和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的相对独立性原则颇为接近，当然二者的出发点和侧重点有着明显的区别。
就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来说，梁漱溟的设计明确主张国民党为第二重组织，即“党上之党”，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之外的各党派以及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都应作为第一组织，即各个小单位。这是因为：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原可以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高指导原则；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或得他党拥护接受，或得他党表示意见相合，在国内大致已不生异议；三、国民党素来包罗甚广，内部早有许多不同的理论主张、门户派系。
梁漱溟指出，欲实现他的这一政治设计，必须具有两大条件：
一是确定国是国策。各党各派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集中意志，寻求共同点，在国家为国是国策，在各党派为共同纲领。这样，各党才能在行动上趋向一致，成为协力配合工作的团体。
二是政权与治权划开。二重组织的建立，全国性的大国民党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而国民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治权，两面不能相混，党政应该彻底分开，政党不能插手政府，政府必须不着党派颜色，而应为“无色透明体”。凡政党中人而服务政府者，都要声明脱离其原来党派关系，以保持政务的中立。军队和警察，都是国家所有，而为政府行使治权的工具，与党派无关，即国家职能部门非政治化。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军队国家化，国家民主化”政治思潮的滥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