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问题几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伴而生。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早倡导者和积极促成者，但中共领袖从一开始就对统一战线的实际内容有所保留，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允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允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决不能抹煞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煞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
毛泽东阐述的这一方针和原则，无疑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然而不仅国民党方面对毛泽东的这些说法不满意，其他一些党派也感到不满足。在毛泽东这篇报告发表不久，张君劢便发表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以为中共既然倡导合作，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应该坚决放弃阶级斗争学说，不应更有阶级之成见，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亦自易易。更因为毛泽东在报告中有“从中央军到八路军，从国民政府到边区政府”的话，张君励以为既然合作，何必如此排列对峙，痛快地成了一个军事系统、一个政府系统，岂非国家之福。显然，张君劢并不明白中共政治主张的根本深意。
张君励的文章迎合了国民党的意见，因而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广泛重视，一度成为舆论热点。翌年3月，蒋介石便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鼓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以“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利益，乃至牺牲个人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为借口，甚至劝说中共改名，有意将中共吸纳至国民党，试图从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遏制乃至消除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发展和活动。
有感于时论纷纭，梁漱溟在这次争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党派问题确为抗战建国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也是最难的问题之一。但我们不要在紧张的情绪下急谋办法，而应当先静下心来作一些研究，从纷繁杂芜的历史现象中清理出一个头绪来，并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根据梁漱溟的素来见解，中国社会因其特殊性构造，所有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那一套观念都不能适用。大致说来，中国社会内部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且每为家族、乡族关系所掩盖。近百年中西交通后，中国传统社会受西方社会的影响渐渐变质，工商业日趋发达，新兴阶级逐步形成。但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自清末以来的几十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因此阶级势力不是形成中国党派的因素，中国党派亦缺乏其一定的阶级基础。外国党派所由形成的诸种因素如阶级、职业、地方、宗教、种性、部族等，在中国或分不清楚，或联结不固，或虽分得清，联得起，而未尝构成政治上斗争的问题，形成政治上竞争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