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危险虽不曾有，小的麻烦并未断。正当梁漱溟畅思遐想的时候，不料后半夜风向忽变，风大浪急，小船颠**欲覆，海水直泼船内，溅入鼻口，衣服全部弄湿。
不得已，小船停到一个荒凉的小岛上，待天明日出，将衣服晒干，并用海水煮点饭吃，仰卧沙滩睡了一天。
18日黄昏，小船又扬帆而去，不多久便到达都斛镇海口东溶口，并与先期到达那里的范长江夫妇会合。靠岸时，岸上的警察上船查问，并非要梁漱溟等人上岸问话不可。而从船到岸还有几十丈须涉水而过，此时正值后半夜，不仅极其寒冷，而且仅有星光，不辨脚下深浅。梁漱溟与范长江的夫人确实不便此时上岸。于是，梁漱溟从身上掏出名片，托范长江、陈此生二人上岸对警察长说明。
警察长见到梁漱溟的名片，又听范、陈二人的说明，态度变得非常好。天明就招待梁漱溟一行上岸洗脸饮茶，用电话向镇上喊来轿子，送他们到镇上去了。
梁漱溟等人在都斛休息一夜，不期然受到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人的欢迎和款待。20日，由警察所代雇两辆脚踏车和两乘轿子，向台山县城出发。都斛警察所朱所长正是朱元凯、朱灵均的本家弟兄，这位朱所长又写信告知在台山城内任政府财粮科长的同学陈炳贤，陈报告县长陈灿章。陈灿章县长不仅是梁漱溟的朋友、广州《民国日报》社社长刘裁甫的学生，而且与梁漱溟也认识。1928年梁漱溟在广州时，陈灿章任民政厅秘书，曾和梁漱溟见过面。所以，梁漱溟此次到了台山，照例又受到县长陈灿章的衷心欢迎，当地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都来看望，他们皆认为梁漱溟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第一人。
从香港逃离及至内地，梁漱溟一路上没有遇到大的风险和损失，但同行的陆光荣却在从澳门漂海内渡时一度被海盗掳去，而陆恰好在上船时与梁调换了船，否则，梁漱溟也不可能这样顺利回到内地。
在台山，梁漱溟等人踏实地休息了一夜。21日晚，梁漱溟给国民参政会发了一份电报，告知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
21日下午，梁漱溟一行经一程旱路，一程水路，到达三埠。驻在三埠的广东第一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李磊夫，为梁漱溟日日相熟的朋友。所以梁漱溟一到，李便来看望，并于次日中午约请一些军政长官及中央、中国、中农三银行经理为梁漱溟设宴。宴毕，又派一支部队护送梁漱溟一行赶路，当晚到达开平县城。县政府科长陈伟宗迎于中途，县长林开远又到旅馆看望，于次日黎明，亲自雇来五乘轿子为梁漱溟等人送行。第三天午后二时到达新桥，然后换小船于傍晚到达肇庆。
驻在肇庆的广东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王仁宇，虽未和梁漱溟谋过面，但在梁漱溟主持广州第一中学时，王仁宇就在一中不远处主持工业专科学校，并且王的夫人与梁的连襟伍观淇的夫人来往密切，因而王仁宇对梁漱溟的照料就不能不格外殷勤，王仁宇夫妇多次拜见、晤谈，并陪同梁漱溟游览公园。
25日傍晚，梁漱溟一行由王仁宇夫妇送上开往梧州的客船。在船上，不期然遇到久已相熟的陈济棠。次日上午搭乘专门来接陈的电船很快到了梧洲码头，在梧州专员梁朝玑的司令部里稍事休息，当晚又上船赶程西进，经桂平、贵县、宾阳、柳州，又换乘火车，于2月5日晨到达桂林，结束了一路颠簸的辛苦。
在景色秀美的故乡，梁漱溟一住就是三年，直到1944年离开。三年中虽与不少朋友往来，但从总体上说则过着隐居式的生活。
和梁漱溟时常来往的人，主要有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几位。他们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战上有所策划，并和美国人有所联系。因为此时美国人急于对抗日本，深深气愤蒋介石的腐败自私，多所贻误。像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以及驻桂林领事林华德等，对于一切想抗日能抗日的中国人总是愿意有所帮助。因此梁漱溟他们也曾设想如何在沿海一带配合美军登陆。不过后来未曾实行，尽成虚话。
当桂林危急的时候，梁漱溟与陈此生于1944年10月中旬自昭平东来，翻过一座高山，到达贺县八步镇，借住在临江中学，过着自己烧饭的生活，进行战时民主动员工作，同时亦树立对内政治革新的旗帜，号召改造全国政局。然而时局多变，头绪纷杂，盘桓进退其间虽近一年，苦心孤诣，终于一事无成。
1942年在桂林留影
